张寿臣与他的门生：十一岁拜师张寿臣的儿徒于世德

张寿臣与他的门生：十一岁拜师张寿臣的儿徒于世德

于世德，张寿臣为其起名于立相。

于世德拜师时只有１１岁，年龄仅次于拜师时只有９岁的常宝堃。 而宝堃有其父在身边照应，于世德则离开北京的家一直生活在师父身边，师徒日日相处，感情颇深，于世德视师如父，张寿臣视世德如己出。于世德给师父写信，落款写：儿世德叩；在师徒相逢时，张寿臣总是动情地说：“我儿，我可把你想来了。”其情其景令亲生儿女都羡慕。

于世德是北京人，１９４２ 年张寿臣在北京广播电台夜间播音，于世德每晚必听，他同时还想，半夜人们都睡觉了，能吸引很多的人听相声，真不简单，他越听越入迷，即想拜师学相声。于世德找到了其表兄嫂马连登夫妇(著名演员马增芬、马增惠之父母)，马连登夫妇又找到了张寿臣，马、张乃是挚友，拜师的事一帆风顺。

于世德拜师后，吃、住都在师父家。

于世德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因此张寿臣传艺时，兼教文化知识和书法，教一段相声往往要连带出许许多多的“枝节”，比如传授《黄鹤楼》，先讲《黄鹤楼》的整体故事，再引出《三国演义》、《三国志》等书籍，讲唱腔再讲到四大须生不同的艺术特色……提高了于世德的文化知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张寿臣是识马的伯乐。于世德眼睛小，这本不符合张寿臣的择徒条件。可是，于世德天生的一脸憨厚态，却极为难得。于是，张寿臣对于说：“将来你捧哏比逗哏有饭。”并且在授艺时侧重捧哏的传授。

于世德出师后，曾一度在天津的明地演出，张寿臣暗嘱和于世德同场演出的武魁海、穆祥林等人尽量让于世德捧哏。武、穆等人得到意旨，心领神会，想方设法不让于世德逗哏，旧时演出和现在不一样，如今是场场轮换，而旧时却是换逗哏演员不换捧哏演员。于世德只要往捧哏位置上一站，就甭想再下来了。

于世德刚刚捧完一段，本想休息一会儿去逗哏，可是，他还没醒过味儿来，即刻上来一位演员接着演，把他按在捧哏的位置上不能动窝。从分量轻的《朱夫子》到分量重的《交租子》；从学唱《汾河湾》到文哏《八扇屏》，全都要硬着头皮捧。不连捧几段甭想下台，他怨恨几位老演员，去师父那里告状，而张寿臣听后只是淡淡地一笑不说话。建国后于世德先后为七八名相声演员捧哏，两次全国汇演得奖，受到同行的认可和称赞。此时他对曾“挤对”过他的几位天津演员，由怨恨而生感激，可是他始终不知道，“挤对”他的导演，却是他的老恩师。

“传艺解惑”，是张寿臣为人师表的准则。于世德和他的几位师兄一样，小至一个不认识的字，一个没抖响的包袱，大至工作遇到困难和家庭出现问题，总要请教师父。１９５６年左右，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缺乏人才的偏远城市纷纷来到京城寻求演员。为前途计，于世德准备辞去原单位北京曲艺三团的工作，去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发展。

然而此时却出现了反对意见，有关方面称来京找演员的行为是“挖角”、“掐花骨朵儿”，周围人们也说“闯关东没出息”，“东北太冷，能把鼻子冻掉了”。于世德本人也想，离开工作７年的组织和同事是否不讲义气。

面对众多舆论和传统意识的压力，于世德没了主张。何去何从，孰是孰非，于世德习惯性地想起了老师。于是，他特意来津请老师定夺去与留。张寿臣听罢，不容置疑地说：“去，为什么不去！哈尔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好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说没出息呢。再说，成天地说要靠拢组织，三团连个党支部都没有，上哪靠去！我支持你去，这是你争取进步的好机会。”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于世德放下包袱，高兴地去了哈尔滨。于世德在哈尔滨干出了成绩，他和李维信创作和演出的相声《天上和人间》获全国大奖。他在节目中的一段“老槐树”的黄梅戏唱腔，轰动一时，捧哏演员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抗洪前线上，于世德不顾个人安危，到最危险的地方为战士演出……１９６０年，于世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第一封报喜信没有寄到北京的家里，而是寄给了恩师。

“文革”期间，师徒二人断了一切音讯，张寿臣无时不想念远在边陲的徒儿于世德，时常自言自语地叨念着：“德子(于世德乳名)如今怎么样了”一日上午，家中突然来了两名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自称来自哈尔滨，调查于世德的历史情况。

张寿臣闻听，立时绷紧了浑身的神经。红卫兵问一句，他答一句，措词谨慎，无问无答，询问过后，张寿臣主动要过笔录，戴上老花镜，字斟句酌，仔细察看：“于世德学徒３年，３年之中，我保他没有问题，如有问题，唯我是问。３年以外，我不知道，笔录之中，不能写３年以外的事。否则，我不签字。”红卫兵无奈，只好删去了臆断之词。

“文革”中，于世德进了“牛棚”，他时时向来往之人暗中打听师父的情况，一天，忽传来师父病故的消息，顿时，怀念化作了无限悲痛，夜深时，他用棉被蒙住了头，跪在棉被中号啕痛哭一场。“文革”结束后，他借南下京、津汇演之机，来到师父家，他刚刚推开街门，早已泪如雨下，哭诉道：“师父，我来晚了！”随即，请出师父的遗像，摆上从哈尔滨带来的供品，长跪在师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