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政策环境如何影响女性受教育权利》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2-25 10:23:01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韩怡梅和谢宇在1994年发表文章“Trends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1949—1985”在历时性和整体意义上探讨了1949至1985年，政策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的。文章指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中国政府致力于社会平等与经济富足的两重目标，然而公平和效率通常难以两全。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存在不同的政策主要关注点(更关注平等还是更关注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国家领导阶层在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时要么优先考虑社会公平，要么优先考虑经济发展，而该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寻找教育的性别不平等与政策气候之间的联系，探讨这种政策关注点的转换会否影响女性相对受教育水平的变化。
既往研究曾证明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水平在现代社会中普遍降低。在韩怡梅和谢宇的研究中，这种性别平等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被证实，然而这种趋势并不是持续和单调的，政策气候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教育的性别分层。
文章将1949年至1985年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分别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关注点与其相应的对教育的影响。
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7年的经济恢复时期。这一阶段政府既注重经济增长又注重社会公平。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强调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致力于利用最高的性价比来集中有限基金发展基础教育。政府的教育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基础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女性和农民的受教育机会;建立了许多新的学校，囊括初等、中等教育阶段;此外，新的婚姻法和劳动法也使得妇女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这一时期的政策导向对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具有混合性影响，制度对于女性的照顾虽没有完全解决不平等，但对于女性的教育参与有很大帮助。
第二阶段是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大跃进运动在极左的立场上强调经济快速发展，过于激进。它将经济增长寄托于大量劳动力的简单生产，而非技术专业化，以此来增加农业产量和国民财富。在此种情形下，教育政策关注在“基础”教育，在农村大量工农学校和兼职学校开放，在城市为了扩大教育机会则实行9年或10年制的基础教育。尽管大跃进时期政府对于夯实教育基础作出了努力，但随着1959-1962年困难时期的到来，更多家长让子女特别是女儿辍学来降低家庭支出，传统的重男轻女偏好使得这一时期女性的教育机会被大量剥夺。
第三阶段是1961年到1966年的过渡调整期。大饥荒和经济危机恶化了男女在教育获得上的差异。在过渡调整时期，国家领导阶层出现不同政策主张的声音。而相应到教育领域，则出现了毛派主张的平等主义观点和另一派改革派观点的分歧。而前者的观点获得了胜利，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第四阶段是1967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时期宣称的目标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差异、工农差异。在教育领域，国家实行的政策与此目标一致，例如消除升学系统，废除了重点学校制度和入学考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年限减少，强调劳动、政治忠诚多于学术教育，所有学生都被要求参与两年及以上的劳动。此外，教育资格与职业获得不再相关。文革前期整个国家十分混乱，但强调平等的政治气候使得男女教育差异缩小。
第五阶段是1977年到1985年的改革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知识和教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的重要性。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论断是社会差异的缩小可以在实现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后获得。强调效率、经济现代化的政策环境在教育上的影响是强调竞争性教育，包括恢复高考和重点学校制度，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学费增加。此时，缩小社会差异和扩张教育机会则让位并服务于经济建设。
在对五个历史阶段进行了介绍之后，作者采用定量方法论证。所使用的两个数据：第一个是1990年普查10%抽样的汇总数据，第二个是1985年CIFS的河北、陕西、上海三省个体数据。使用对数发生比率的Spline-Smoothing回归模型、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和纳入生育率分析的Logit模型进行验证。得到以下结果，1949年到1985年的中国：1、基础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增加;2、但这种增加的比率不是一直稳定的;3、这种平等化的提高不是简单的生育率下降的副产品，而是女性地位的持续地实质地提高;4、两个数据在不同时期政策环境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作用上呈现的影响是一致的，大跃进时期正作用，文革时期负作用，经济恢复期和改革时期是微弱作用。
总之，中国教育的性别不平等趋势与政策环境息息相关。政府强调平等是更有可能导致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的降低，而政府强调经济发展使更有可能增加不平等或者减缓性别平等化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