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荒不断 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献血？》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4-28 09:26:22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血荒一直存在，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有偿献血的观念和庞大的卖血群体也从未消失。
自80年代后期，为完成“计划献血”的指标，地方政府官员鼓励农民卖血。早期的血贩曾在供血者与血液中心之间，光明正大地承担“中间商”的角色。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试图超额完成计划献血的指标。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血贩个人开办的非法的采血站大规模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有33家商业血站，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采集来的血液再倒卖给医院和药厂。低成本的“血浆经济”使得农民“增收”，同时地方政府完成献血指标，还养活了一批血贩，被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这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
在血液市场中，采血分为全血 和成分血 两种，而成分血 中血浆供给主要就是来自计划时代农村的有偿献血“传统”。血浆从献血者的全血 中分离提取，其他部分重新输回献血者体内。为了加快采血速度，往往会将前一位供血者分离出的不需要的成分血 ，直接输给下一位供血者。因此，血浆提取曾是血液市场病毒传播的重要载体。南京医科大学研究者高小飞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 的三倍。
在早期的血浆买卖中存在大量不卫生、不规范的医务操作，例如使用非一次性静脉输液器，甚至将多人的血液直接混合、降低提取血浆的成本等等。1994年河南省因输血爆发传染性病毒包括艾滋病毒、肝炎的扩散，致使成千上万人死亡，其中一部分活下来的病毒携带者背井离乡，结婚生子，形成了中国国内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艾滋病毒爆发后，政府关闭了河南的个人商业血站，并在1998年颁布《献血法》，禁止血液买卖。政府为填补血液供应缺口，要求国企员工、学生以及军人义务献血。直到今天，美国的无偿献血中心依然会在献血前的调查问卷中，严格限制当年在河南、贵州等省份出生或生活过的中国人他们的献血资格。
直到2004年，中国才开始真正实行自愿的无偿献血制度。同年，河南省因血浆捐献感染HIV的人数超过25万，加上吸毒感染者占到HIV感染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艾滋重灾区的河南血站被关闭后，血贩前往更偏远、贫穷的广西、贵州等地，开辟了新的供血源。2004年贵州有23个血浆站，到2006年增加到25个，提供了全国40%的血浆供给，俨然成为中国最大的血浆供给源。然而，商业血站的不卫生操作无法遏制悲剧的再次发生。2006年1月，贵州省公开卫生数据显示，乙类传染病(HIV、乙肝等)的发病率、死亡人数和致死率分别增长了21.36%、65.38%、36.28%。同年，贵州当地政府因肝炎扩散，关闭了所有商业血站。随后政府敦促商业血站改善卫生环境，2007年又重新开张，所有权合法转移到了制药公司手中。
重新整顿后的商业血站，降低了病毒感染的风险，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职业卖血者。他们在《献血法》所规定的最低时间间隔——每半个月献一次血浆。耶鲁大学研究者陈曦(音译)选取了贵州省2006年尚未参与卖血、2009年参与卖血后的2507个样本，研究发现，一方面职业卖血者靠血液买卖的收入养活家庭，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贵州省制药公司所属的商业血站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一月两次，一年月约3000元收入，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另一方面陈曦通过对比发现，长期为商业血站供血，对职业卖血者的健康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包括体力衰退和更高的肝炎感染率。频繁地献血，让这批职业卖血者很难再回到体力劳动中。
2012年卫计委的《血站管理办法》禁止制药公司从公益性卫生机构买血、提取血浆，表面看似阻断了血浆的主要供应来源，商业驱动下的血浆买卖依然在血液黑市悄然流行。
时至今日，占多数人口的农村无偿献血率远低于城市，据于2010年合肥市《无偿献血登记表》的统计结果，在拥有31.8%农村人口的合肥市，仅有1.6% 的无偿献血来自农民。另一非省会城市南昌市占总人口 54%的农村居民献血比例只有3%。除了在农村流通的采血车相对城市较少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偿献血的意识和大规模卖血者一直存在。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1年中国无偿献血人数占总人口0.9%，远远低于同期美国(6%)、日本(7%)及欧美等其他国家平均水平(4.5%)，而台湾在1974年就已达到5%。世卫组织认为，无偿献血人数占到国家总人口的1%-3%才能满足基本的供血需求。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它成为了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和管理者;新的国企体制也应运而生，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对中央直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开始实行年薪激励考核，并逐步引入长期激励机制。从此，厂长们正式改名为高管。
边缘贫困地区的供血者被商业血站掏空，流向血液制药产业。只有在公益性卫生机构的无偿献血用于临床医疗，农村无偿献血率奇低，城市成为了无偿献血的主要来源。流动在城市角落的采血车，主要采的是全血 ，用于普通人的临床医疗。作为无偿献血的主力，城市献血者在无理的献血规则、落后的献血条件、恶劣的献血环境面前望而却步。
2012年之前，《献血健康检查要求》规定初次献血者的年龄不能超过50岁。为解决庞大的血液供应缺口，2012年卫计委通过新的《要求》，献血者年龄上限更改为60岁。国际通行的献血年龄上限是65岁，美国则没有上限。事实上，献血者的年龄限制并没有科学依据。美国红十字会研究者Eder等人的研究发现，30岁以上人群，献血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与年龄增长没有相关关系。
即使提高献血者的年龄上限，也没能解决中国血荒的问题，因为中国74%的献血者在3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越相信献血会破坏中医所说的“气”。真正筛选掉众多献血者的，反倒是一些无关痛痒健康指标。每位志愿者献血之前都需要进行健康测试，包括血型、体重、病史问卷调查、血红蛋白指标、HIV、乙肝等传染病携带检测，甚至包括心跳速率以及血压此类与献血反应没有科学相关性的项目。
与此同时，与献血后不良反应攸关的健康指标却低于国际标准。中国要求男性献血者的血红蛋白指标最低120g每升，女性最低115g每升，低于美国、加拿大通行的最低标准125g每升。设定血红蛋白最低标准的意义就在于保障献血者的健康，加拿大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研究者Krikler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血红蛋白高于115g每升的重复献血的女性中，仍有67%实际患有缺铁性贫血。
如果说血红蛋白需要考虑不同种族群体的体质因素，传染性病毒携带情况的测试的重要性则是无国界的。中国血液中心主要采用的是乙肝病毒(HBsAg)和谷丙转氨酶(ALT)两个快速血样检测。其中ALT值是临床上进行肝功能测试的一个主要标准，2012年后开始实行的《血站操作技术流程》，规定ALT值大于40u每升的献血者不能献血。血液从采血车到正式进入血库之前，还会进行一次ALT检测，超过该标准的血液同样必须报废。
但靠“检测ALT值来预防HBV病毒传播感染”尚没有得到科学论证，甚至存在争议。ALT值升高并不止肝功能出现异常一个原因，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关系。因转氨酶非常敏感，正常人在一天内的不同时间检查都可能出现波动。健康的人在剧烈运动、劳累过度或吃过油腻的食物后，转氨酶都会暂时升高;同时血液样本入库之前的处理、保存、检测等质量控制的操作，都可以影响检测值。仅靠ALT值无力说明献血者真实的健康状况。而在接受健康测试的献血志愿者中，有 3.4%仅因ALT值升高被通知推迟献血、已捐献的血液产品被报废，占血液检测报废率原因的首位。实际操作中，献血中心不会严格区分“延迟献血”和永久性拒绝献血，直接拒绝给“延迟献血”的献血者无形中增加了精神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