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碰瓷轻易拿到两倍工资 劳动合同法争论再趋激烈：劳动碰瓷轻易拿到两倍工资》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5-24 12:12:09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即便明知道涉嫌“碰瓷”，只要劳动者的证据完整合法，企业又拿不出有力证据加以推翻，基本会支持前者“诉请”，而“碰瓷者”的胜诉率有时会达到惊人的100%。]
距全国人大首次公布《劳动合同法(草案)》已过去整整十年。十年间，成效与争议并存。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在我国颁布实施，并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批评者们认为，该法的立意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某些设计失衡正引发一场“道德危机”。在他们看来，其“以一种不合理的方式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因此反对至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期的连续“表态”，更被部分专家视为某种“修法”的信号。他直言，“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今春以来，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论再趋激烈。
法制宣传的“窍门”
每当工厂按上级要求面向员工进行《劳动合同法》“法制宣传”时，陈华(化名)会在厂里的宣传栏张贴该法的所有章节，但他很少向务工人员“主动解释”条款。
在陈华看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既在“形式上”普了法，又暗地里保护着工厂。
在广东省东莞市，陈华负责当地一家服装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百来名员工在人事关系上的进出都由该部门主管，其中的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
他解释，这样做是因为工厂方面害怕员工“过度维权”，因此要避免员工“知道得太多”。
这位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人力资源部门经理，曾供职于多家企业。其目前所任职的服装厂已将加工业务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菲律宾、柬埔寨等地。
5月11日的夜晚，因为厂里来了订单，车间内灯火通明。陈华苦笑说，事实上这是在“违法”。
虽然招聘进来的工人人数不到鼎盛时的1/4，但陈华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他得提防两种情况：员工“积极”让企业主动或违法解除自身劳动合同，从而博取经济补偿金;还有“员工故意不签劳动合同，等着一个月后索要双倍工资”。
广东话里将第一种状况称为“搏炒”。
“搏炒”
当地不乏类似的劳资争议案件。
凡是到了东莞市某劳动仲裁庭仲裁员张达(化名)的手上，多数情况下会支持员工的诉请，因为“于法有据”。
他也经常在审理中碰到，企业指责员工“消极怠工”而违反厂规，因此拒绝赔偿。
企业拿出了“厂规”，但最后还是要赔偿。张达解释，当地企业能拿得出符合法律情形的“厂规”并不多见，因为“规章制度”不但需要厂里民主程序论证，而且要“公开”。所谓“公开”也不是“拿出来就行”，还要“依法公证”。
《劳动合同法》设置了数道“解雇门槛”。
“很多工厂连个职代会都没开过，别说拿出来合规的规章制度。”张达说。
作为基层劳动仲裁员，张达根据长期的审理经验称，东莞市登记注册了数万家企业，多数没有能力或不具相应意识以证明解聘对象“存有过错”。
陈华担心，“经济补偿”正在诱惑极少数劳动者“铤而走险”。
当地多家企业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当地人用“搏炒”标识员工在职期间“大错没有，小错不断”的行为，工作态度上属于“消极怠工”，行为的目的在引发企业主动甚至违法解雇自己。
在企业眼中，“搏炒”与“炒鱿鱼”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了劳资双方地位的某种变化，即从“资强劳弱”发展到了“劳强资弱”。
然而，一种比“搏炒”更具威胁的情况开始出现：某些员工短时间内频繁更换工作地点，并在法律规定时间内故意不签合同，伺机向用人单位寻求两倍工资。
业内称为“职业维权”，但也有人将其称为“劳动碰瓷”。
“碰瓷”胜诉率：几乎100%
如果坐在“原告席”上的劳动者是个“熟面孔”，朱家荣要开始掂量，这是不是一场涉嫌“职业维权”的案件。
作为安徽省当涂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朱家荣从事仲裁工作20余年，每年审理百余件相关案件。
“最多时碰到5次，也就是一个人连续状告了5家企业。”朱家荣仔细分析了“熟面孔”在各家被告公司的工作时间，基本在半年左右，绝不可能超过一年。最短的一次，只工作了3个月。
“熟面孔”往往诉称，“用人单位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一个月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东莞日报》曾报道，一弥姓男子“过度维权”，为追讨经济补偿而连续状告16家企业，涉案30余件。唐某某则在2007年至2011年状告28家曾入职过的企业，涉案168件。
张达记得一个“张姓”保安，在工作2~3个月后多次提起诉讼。
朱家荣称，即便明知道涉嫌“碰瓷”，只要劳动者的证据完整合法，企业又拿不出有力证据加以推翻，基本会支持前者“诉请”，而“碰瓷者”的胜诉率有时会达到惊人的100%。
“我们有时会作一些口头警告加以制止，”张达说，“但他们显然对法律非常精通。”
管理“漏洞”
与这种“精通”相对的，或许是企业管理上的“漏洞”。
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法律本身并没有出错”。知名劳动法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就曾认为，该法在用人单位“解雇限制”上的严格，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企业用工”的作用。让他欣赏的是，该法采取了“两倍工资”的做法，因为“简单易行，有效地促进了劳动合同的订立”。
他说，“用人单位不好举证说明工人不胜任工作，工人的出勤、工作纪律、绩效等都无法举证，这恰恰是企业的管理能力出现了问题”。
在毛纺行业聚集的浙江嘉兴，当地的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国际性毛精纺纱线的龙头企业。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记者，公司曾投巨资进行了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更新，但仍有2000多名员工分布在生产一线及各个管理岗位。
“防止劳资诉讼需要较大投入，”该经理表示，“目前尚未核算由此带来的成本比例，但降低用工风险和积极化解劳动纠纷一直是上市公司的内部要求，这笔人力资源精细化的账总体上也较为划算。”
事实上，当地大多数制造业难以实现这样的水准，这意味着会推高企业成本。
“比方让处于成长阶段的小微企业，在人员管理上达到上市公司的水准，这不太现实。”董保华说，因为现行法律对所有用人单位都提出了近乎一致的要求。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董保华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并任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他语速很快，精力旺盛，言出必指重点。他和常凯被视为我国劳动法法学界两个主要代表学者。由于两人在该法是否修改、施行8年来是否导致劳资关系失衡、有无导致企业成本快速上升和灵活用工等多个问题上存有分歧，而且相互批判对方的观点时，都不吝啬火力。
今年5月6日下午，董保华受邀在北京主讲《修改劳动合同法应有观念调整与制度更新》，而点评人则是常凯。两人均表示，“观点归观点，私下为好友”。
两人均认为，该法从保护劳动者的立场出发来立法属于共识，但董保华认为需“区分概念”，该法的保护对象应该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非“劳动者权益”。
他多次公开表示，该法将导致企业成本快速上涨，其中一项为劳资双方的“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
董保华称，“摩擦成本”是用人单位在经营成本以外所付出的额外成本，专门应对企业用工风险，如“搏炒”和“碰瓷”。
他最反对“双倍赔偿”制度。“劳动者无论是否受到损害，可以在8种情形获得‘双倍赔偿’”，一旦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以用人单位的主观过错和对劳动者损害为前提，这就成了引发劳动者获取“双倍利益”等“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
今年3月18日，一位基层劳动仲裁部门工作人员在上海作学术交流时将此类情形称为“人性中恶的苏醒”。在他看来，唤醒者则是“双倍工资”的高额利益诱惑和暂缺的制度漏洞，并由此触发了劳动者的“道德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