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是哪年哪月哪日 地震后孤儿背后的故事探访(二)》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7-27 10:12:36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恐惧伴随了她40年。至今听到非常强烈的声音，还是“浑身难受，特别恐怖”。
地震发生后，只穿着内衣内裤的她，顺着仲夏早晨的一线亮光，从废墟中爬出来。她光着脚在瓦砾上哭，被混凝土预制板死死压住的父亲一遍遍告诉她，“要听话。”
地震发生的3个月前，从部队转业的父亲带着母亲、韩亚文和两个弟弟回到唐山。搬进组织分配的楼房仅三天，地震就夺去了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生命。韩亚文成了唯一一个从那栋楼房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幸运的是，两个弟弟因为当时住在亲戚家幸免于难。
王安理解韩亚文的恐惧，“这种潜意识的创伤每一个经历过的唐山人都有。”
今年44岁的王安记得自己小时候一直做着一个孤独的梦——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他自己孤零零靠着一棵大树。
与韩亚文跟随亲属生活不同，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后，年仅4岁的王安和时年7岁的姐姐、哥哥，被送往石家庄市育红学校安置。
公开数据显示，那场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的7.8级地震，导致242419人死亡，4204名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失去双亲，成为孤儿。为了安置从几个月到十几岁不等的孤儿，河北省政府在石家庄和邢台迅速建起育红学校，收养近千名孤儿。
王安初到育红学校时，刚刚粉刷的新楼还有点“呛人”。石家庄服装厂和百货公司为每个孤儿准备了一身新衣裳，学习工具、发卡、猴皮筋也都统一发放，吃得也好，“都是细粮”。
4岁的他早上跟小伙伴一起比赛谁先穿上衣服，觉得挺开心。
但到了有月亮的晚上，地面明晃晃的，天地寂静，窗外的杨树哗啦哗啦响，他开始觉得害怕。好几个晚上，他都黏着生活教导主任曾淑华。曾淑华的办公室有张单人床，挤不下两个人，她就搬个大长椅子，铺上被子让王安跟着睡，“觉得很温暖。”王安说。
年长王安3岁的姐姐王英还记得震后大家的不安。石家庄有一年曾发生一次地震，“一个同学从教学楼上跳了出去。”
2008年5·12地震援川时，这种不安在王安身上还有体现。
与他同住一屋的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杨绍清始终记得一个细节：王安平时表现很正常，但他睡觉的时候是浑身蜷缩在一起的，“从心理学上推测，这就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没了大人，凡事靠自己”
在王安妻子程霞的记忆中，生孩子后的一两年，因为长期一个人带孩子过度劳累，她总是生病。
震后，韩亚文父亲原来的部队领导来了两次，希望她去当兵。考虑到两个弟弟不能没人管，17岁的她选择留在唐山工作。
1977年1月，韩亚文被分配到唐山市城管局上班，15岁的大弟弟去了承德当兵。单位尽一切可能培养她，重要节日的发言机会都会优先给她。后来，她想改学护理，单位也积极帮忙推荐。
韩亚文唯一有“顾虑”的事是回家。工作后，单位分配了震后复建房供她带着6岁的小弟弟生活，“就是觉得害怕，不愿意回家。”
1980年，大批军人来到唐山支持灾后重建。韩亚文结识了复员到医院工作的陈强。出生在唐山郊区的陈强，带着三个弟弟，也是地震孤儿。
节假日其他同事走亲访友，他俩没处去，只能呆在医院。失去了父母的陈强，一宿一宿不睡觉，自考医师证。韩亚文就边看弟弟，边帮他洗衣服。“没有多浪漫，就是同病相怜的感觉。”
1981年，俩人登记结婚。韩亚文并不担心将来的日子难过，只觉得“终于有人能帮忙做主，不用害怕了”。
刚结婚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收音机，亲戚送了一个铁皮暖壶，板凳都是从医务室“顺”回来的废旧物。
第二年，韩亚文生下儿子。丈夫要帮着照看孩子，还要接送年幼的弟弟上下学，蜂窝煤炉子经常管不好就灭了，得重新生火做饭。“整个月子都是饥饿感”。韩亚文至今记得，当时听别人说吃鸡下奶，丈夫好不容易买来一只鸡，饿了半天的她一顿饭都吃了。
“吃完才知道买的是公鸡，按照传统说法，下奶的是老母鸡。”
王安也面临过类似的“窘境”。孩子生下来去打疫苗，夫妻俩连怎么抱孩子都不会。
作为官方记载中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地震孤儿，王安1995年成为唐山工人医院的一名电梯工。2002年，靠着自己的8000块存款和姐姐的3万元，他买房、结婚。
在王安妻子程霞的记忆中，生孩子后的一两年，因为长期一个人带孩子过度劳累，她总是生病。
“没了大人，凡事靠自己。”陈强说，这是孤儿面临的普遍现实，“不愿求人，也没有特别高的生活要求。”
缺失的“家”
十几年后，为人母的王英把家视为“孤儿的硬伤”。她身边从育红学校出来的同学，也多早早结婚，但从原配一路走过来的不多。
韩亚文的两个弟弟至今都称陈强为“大哥”，不叫“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