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是哪年哪月哪日 地震后孤儿背后的故事探访(三)》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7-27 10:12:36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在陈强和韩亚文心中，养弟弟就像养儿子。家里没钱的时候，弟弟想买球鞋，“不仅买了鞋，还塞了几块钱给他花。”
但韩亚文还是遗憾当时太年轻，不懂教育，弟弟的性格中有缺失。“直到现在，他认准你好，就掏心掏肺，觉得不好就不愿理你。”韩亚文把这种极端和幼稚的性格，归为家庭教育的缺失。
在育红学校集体中长大的王安姐弟也深有感触。他们感念老师和爱心人士的长期关怀，“经常收到月饼、新疆的马奶葡萄、碗口大的螃蟹。”王英觉得，在那个年代，政府、社会和学校已经尽全力保障了孤儿的物质生活，但“还没有意识去注意孤儿的心理需求”。
王英一直记得放暑假回唐山姑姑家探亲的感受——“起个大早做饭，雾气腾腾，家的感觉”。
姑姑带着他们去逛凤凰山公园、去承德旅游，欢声笑语的生活使得弟弟在开学后，一度哭闹着要回唐山。结果“被老师关了小黑屋”。
接触社会后，缺失的“家”展现了难以弥补的影响。
“自尊心特别强，”想起1988年刚工作的时候，王英说，“别人跟你说不应该这么做，根本听不进去，觉得受伤害。”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琢磨明白，这种性格是自卑，“我们不像别人，做好做坏，都有个家在后面撑着”。
1990年，工作不久的王英结婚了。
“当时就是特别想有个家。”对方打动她的原因也很简单：婆婆人好，饭菜都按时做好，“觉得很温暖。”
十几年后，为人母的王英把家视为“孤儿的硬伤”。她身边从育红学校出来的同学，也多早早结婚，但从原配一路走过来的不多。
“眉眼高低看不出来”，王英说，孤儿的共性是完全没有生活经验，“都是摔摔打打自己总结，再去面对社会。”
唐山市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高民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达过加强孤儿职业培训和培养归属感的必要性。
他特别提到，国家在物质上对孤儿给予很大程度的帮助和关怀，但这种封闭或半封闭式的集中育养模式也有一些问题。“孤儿长期与社会隔离，得不到家庭的教育，他们在心灵深处产生自卑、焦虑甚至敌对情绪。”
程霞一直特别感激丈夫王安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学坏。在她眼中，王安老实、正直，“连笑容都带着单纯”。俩人2002年结婚，家里人情世故都靠程霞打理，王安则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陪女儿和工作上。
灾难，并没有阻挡我们成长
事实上，王安曾想过“学坏”。1984年，石家庄育红学校撤销，他和姐姐回到唐山市福利院继续读书。
“姐，我想学坏。”王安曾对王英说，男孩子不惹点事，总觉得在男同学中没有威信。结果被王英踹了一脚，便再无下文。
“地震之后，没了父母，性子里的棱角和硬气慢慢都磨没了。”王英说，40年来，自己和弟弟都成了性格温和的人，从不惹事，“最大的愿望是过好眼下的生活。”
援川
“当时想的是没有谁比我更合适，有点注定的那种感觉，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2008年前后，韩亚文刚从唐山市协和医院护士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丈夫陈强腰椎突出，又遭遇车祸，一度导致下半身瘫痪。在接到援川的通知前，陈强刚刚可以下地走路。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唐山市派出的医疗救护队成为第一支外地医疗救护队。
韩亚文所在的医院也成立了一个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
院长问，“有困难吗?”
“没困难。”
韩亚文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想的是没有谁比我更合适，有点注定的那种感觉，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她把丈夫送到亲戚家照顾。自己随队奔赴四川，“心里特别感恩，想把唐山当年抗震救灾的经验带去那里。”
除了医疗救护队，唐山市还派出抢险队、志愿者小分队和心理咨询专家组赶赴灾区。当时在医院做木工的王安，也成为市里组织的心理咨询队的一员。
“很想把这些年的感悟分享给他们。”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入川后，首先被“治愈”的是自己。
刚到绵竹的时候，一个向导开车接他们。28岁的小伙子边开车边讲，自己的妻子因为掩护学生被砸死在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