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萨满 鄂伦春最后的老萨满:这些年的跳神都是在表演》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8-14 16:28:30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7月18日，她打车从白银纳乡到十八站乡，特意去做了一个波波头。当时，呼玛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葛春英正好下乡办事，看到关扣尼一个人跨上了车，便主动过去给她付了车费钱。
“她是最后一个萨满，我们县里很重视她。”葛春英说。
金黄色的波波头，看起来显得可爱。坐在卧室的床沿，关扣尼点燃一根烟，露出了干枯的手指。房子是2013年政府新修的，里面装有暖气，屋里光线明亮，吐出的烟圈在额头瞬间消失。
关扣尼曾说，夏天她喜欢睡在斜仁柱(又称撮罗子，是鄂伦春族游猎生活的居所)里，不愿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里。“如果夜里起来看到漆黑的屋顶，看不到闪亮的星星，我就很害怕，怕自己的眼睛会瞎，怕没有星星的屋顶会倒塌。”
关扣尼在家里整理萨满服
关扣尼的家
白银纳乡综合文化站收藏的萨满神灵
从大兴安岭下山定居63年，如今新房子让她觉得更舒服。山林的萨满时代已成过去，作为鄂伦春最后老萨满，82岁的关扣尼，身材瘦小、走路轻盈，穿梭在黑龙江流域，不时参加各类祭祀活动。
“这些年都是在表演，已经不是真正的跳神了。”她说。
“她要成为萨满了”
大兴安岭呼玛河流域，关扣尼和族人追逐飞禽走兽，捕猎野猪、狍子、猂等;用削得尖尖扁扁的树枝去叉鱼，大马哈鱼随便一叉，就能叉到五六斤、十几斤的……
那时他们还住在山上，冬天都穿猂皮做的衣服。经常是男人出门捕猎，女人在家烤猂皮做衣服，“三四天才能做一个，包在身上很暖和。”关扣尼说。
1950年，一个春天的早晨，16岁的关扣尼走出斜仁柱，决定去马棚看看母马是否下崽了。
还没走到马棚，她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疼痛，等她到马棚时，发现并没有小马出生。回到斜仁柱后，继母阿古问她“怎么去了这么久?”关扣尼一个劲地掉眼泪，疼痛让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关扣尼病了，家人请关伯宝过来看。关伯宝是关扣尼的堂哥，也是部落里的萨满，他为关扣尼跳起了萨满神，并对关扣尼的父亲说：“她要成为萨满了。”
他们请当地大萨满赵立本过来时，族人已经给关扣尼做好了萨满服。萨满服要九个女人一起做，最重的有七八十斤，有神服、铜镜和腰铃，还有萨满帽，从两个叉到七个叉，按等级佩戴。像大萨满赵立本和关乌力彦，都戴到五个和七个叉的神帽，关扣尼最开始只有两个叉。
那一次，赵立本给关扣尼举行了学习萨满仪式。成为了关家第15个萨满。
成为萨满的第二年，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的人来到山林宣称：新中国要破除迷信。
关扣尼的侄女，曾做过呼玛县副县长的关金芳说：“我父亲关伯宝很早就开始做萨满的(思想)工作。”
1952年，在关伯宝的劝说下，赵立本、关乌力彥、孟金福和关扣尼等萨满，在呼玛河畔举行了盛大的送神仪式。
那时候关扣尼还是见习萨满，按鄂伦春萨满规定，学习萨满仪式满三年后，才算真正得到神的认可。关扣尼没来得及得到神的认可，就参与了那场隆重的送神仪式，十几个大小萨满跳了三天三夜，人们喊着“登都任、登都任”，“神飞走了”。
“现在跳神都是表演”
1953年，鄂伦春人从大兴安岭下山，聚集到十八站和白银纳，住进一种叫木克楞的房子里。
“政府修建的，用木头搭的。”葛春英说。
那时鄂伦春人照旧上山，他们在山林里搭建斜仁柱，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因为斜仁柱里可以看星星，也因为山林里有飞禽走兽，有萨满偷偷地跑去跳神。
下山后，关扣尼也偷偷地跳过几次神。林子里的河流很安静，一点流水的声音都没有。人们点起火堆，往上添加枯枝败叶，大火发出霹雳巴拉的声响。火红的炭块撮进铁锹，在斜仁柱里转圈熏烤，这是萨满跳神前为现场除秽。
关金芬是关金芳的妹妹。七月的骄阳下，车子开到几公里外的呼玛河边，关金芬指着远处的大山对记者说：“当年萨满服就送到了那个山头，很多年后有猎民在山上还看到过。”
那个年代，当萨满还在偷偷地跑去跳神时，年轻的鄂伦春人已经走进了学校，在学习普通话和反对封建迷信了。到改革开放后，萨满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学者前来考察。
1987年，日本一家电视台来鄂伦春拍专题片，“导演拿着一本日语版的 鄂伦春语言书 。”当时的十八站副乡长关小云看到后非常震惊，“那个导演一边看书，一边学我们的鄂伦春语。”自那时起，关小云开始研究鄂伦春，后来还出版了多部民俗书籍。
“政府希望她传下来，找个传承人。”葛春英说。
2008年的夏天，由呼玛县组织的“萨满传承仪式”，在离白银纳几公里外的呼玛河畔举行。
传承仪式很早就开始准备，选定的传承人是关扣尼的女儿孟菊花。孟菊花一直在白银纳卫生院做护士。
举行仪式的河边沙滩，如今已被河水冲毁，静静地看不出一点痕迹。2008年8月，关扣尼和孟菊花站在河边的看台上，指着空旷的草地和远处的树木说：“这个地方还不错。”
如今那个看台也已被河水冲走了。
那天夜幕降临时分，族人早早搭建好斜仁柱，并摆上了丰盛的贡品，带来了关扣尼母女的萨满服。在鄂伦春族老人看来，那次是传承最大的仪式，还请来各地媒体记者和纪录片导演。
“请天上的神接受新的萨满，她讲了一些听不懂的话。”当晚的“二神”孟淑卿说。
对于那次传承仪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孟菊花丈夫韩文觉得，那是一次失败的传承，他觉得孟菊花没那个天赋。“我当时也没有反对，那时谁懂啊?都没参与过那样的事。”
那天晚上，孟菊花在关扣尼后面，一直跟着不停地跳啊跳，鼓声和唱声响过了一遍又一遍。为了保证仪式的虔诚，记者和导演都被挡在斜仁柱外。呼玛县的葛春英也去了现场，她觉得传承是成功的，但孟菊花一年后出了意外。
2009年10月，孟菊花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被木头砸中导致意外身亡，关扣尼从此不愿多提那场传承。
孟菊花的儿子关鑫，原来觉得萨满就是个玩笑，自母亲出事后，他开始相信萨满的力量，“确实可以跟神交流。”
如何看待萨满的“传说”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孟慧英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研究萨满教，要首先打破思想上的禁锢。我们不去探讨真假、不探讨好坏。”
这位长期研究萨满文化的学者在她的论文《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中写道：萨满教起源上的重要特点是与人类最初血缘组织的密切结合。在萨满教发展中，它的信仰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相互重合。
小时候接触少，关鑫听不懂外婆，只觉得她话很少。这几年，他们一起去漠河、塔河、呼玛等地，他开始慢慢懂得外婆。
从一个遥远孤独的背影，关扣尼变得形象生动起来。平时就是个普通人，生活上丢三落四，有时候忘记带钱，有时候忘记带钥匙。“但她是一个睿智的人”，关鑫说。
今年春天，黑龙江呼玛河段举行祭祀。族人为关扣尼穿萨满服、戴萨满帽，随着敲击鼓声，他们宰割狍子、鱼肉等祭品，并行叩拜之礼祈求河神保佑。
“现在都是表演了”，关扣尼说，自2000年孟金福过世后，就再没“二神”能听得懂神语了。
萨满远去
7月19日，记者问关扣尼：“您能占卜吗?”
“不能。”关扣尼说。
“能看病吗?”记者再问。
“不看。”关扣尼说。
“还会找传承人吗?”记者问。
“不找了。”关扣尼说，“顺其自然吧。”
“你没有威力，你不能治病，有什么意义?”孟淑卿觉得，如今萨满已毫无意义，天上到处都在放鞭炮，萨满不能和神灵沟通，“完蛋了”。
孟淑卿的母亲也是萨满，据说她能把铁刀吞到肚子里，三天后才能吐出来。 “这些对咱们来说，是虚无缥缈的事情。”关金芬对记者说。
在学者孟慧英看来，传统血缘社会体制的分化瓦解，伦理与理性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以及科学教育的普及，无论在社会机制上，还是在思想基础上，都决定了萨满教衰落的必然性。
7月中旬，孟淑贤从俄罗斯回来，带回了一位俄罗斯鄂伦春朋友。70岁的娜佳居住圣彼得堡，和孟淑贤认识有二十多年，这次因面瘫而来哈尔滨治病。
躺在病床上的娜佳，皮肤很白，身形偏胖，和孟淑贤用鄂伦春语对话。
“俄罗斯鄂伦春人的老萨满去年过世了”，娜佳说，因为一直居住城市，她没见过萨满跳神，但她知道老萨满过世后，也有一些懂的“小萨满”，却没有人真正接受萨满了。
年轻的鄂伦春人对萨满没什么概念。白银纳村书记葛海成的女儿葛聪颖，两年前从哈尔滨旅游学校毕业后回到家里，如今26岁的她正等待着和一同族少年结婚。
她不愿去外地生活，因为气候等各种不习惯，但她常随村里艺术团去外地表演。
呼玛县白银纳乡鄂伦春民间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由当时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关金芳主持。如今它已成为家乡的一张名片，到各地表演鄂伦春萨满文化，展示鄂伦春过去生活……并多次收获荣誉而归。呼玛县宣传部周长平说：“这个是民间艺术团，政府对他们挺支持。”
葛聪颖外出表演期间，听关金芳讲起过萨满，但她并没有真正见过萨满跳神，“现在都不整萨满了”，她说。
白银纳乡距离呼玛县城116公里，乡里有两千多人，其中鄂伦春族有两百多人。邻近的十八站乡有五千多人，鄂伦春族有五百多人。两个乡的鄂伦春人占全国鄂伦春人口总数的10%左右。
这些鄂伦春人已下山定居63年，相信神灵的日子早已离他们远去，白银纳村书记葛海成觉得萨满是一种迷信，村里43岁的孟海涛甚至不知道，他家五十米远处还有一个老萨满。
纪录片导演顾桃至今还记得，当年他到白银纳拍纪录片时，跟着几位老人一起上山，去了他们从前採野果、狩猎的地方。那里是他们的森林，有从前的生活方式。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老人突然说：“我们在山上，我们不感冒了，我们不咳嗽了，我们的病好了。”
鄂伦春相信万物有灵，他们子子孙孙繁衍生息，曾全靠萨满神的庇佑。如今随着生活习俗的改变，萨满变成了一种鄂伦春民俗，成为远去的狩猎文化精神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