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围城 央媒调查北京垃圾围城 专家:中国垃圾处理不及格》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11-07 12:25:36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7日消息，“我国的垃圾处理不及格。”这是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研究中国垃圾问题30年的专家王维平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市遭遇“垃圾围城”，垃圾处理问题开始成为全国大小城市的心头大患。此后，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垃圾焚烧、垃圾填埋等话题进入社会生活，并经历着艰难蜕变。“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是最终写入中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施行)和《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施行)的垃圾处理原则。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做得如何?怎样才能迈过垃圾处理的及格线?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拾荒大军“消化”垃圾
1983年，北京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垃圾围城。当年，北京市政府做了3次遥感航拍，发现在今天北京三环和四环附近的地区，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高达4700多个，50平方米以下的更是不计其数。北京城的垃圾处理，迫在眉睫。
1987年，来自四川巴中的杜毛线和许季才，敲开了王维平办公室的门。杜毛线原来是巴中山区的民办教师，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他和许季才琢磨，捡垃圾或许可以挣钱。但当时进垃圾场要批条子，他们就找到了刚好管这事的王维平。
王维平同意了。在当时，北京的垃圾场主要是国营，员工处理垃圾的积极性不高，垃圾回收的效果很不理想。既然有人愿意来捡垃圾，当然是捡得越多越好。“那会儿小区没有垃圾站，小区有个三面围墙，小区垃圾都往这里头扔，然后收垃圾的人用三轮车去捡垃圾。”于是，杜许二人带了500个巴中老乡，住进了垃圾场。
王维平说，“当时他们分了6个组，玻璃、金属、塑料、胶皮、碎砖头还有一些别的，每个人每个月就能捡1500元钱。他们捡完了之后就运到城乡结合部，有交易地点，占地200亩到500亩，是跟当地农村租的地。交易点里面分摊位，这个摊位专门弄金属，那个专门弄玻璃，拾荒者把各种废品从城里或者其他地方垃圾场弄到这里卖，卖给河北人。”其中，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文安，纸袋、包装运到保定，鞋底运到定州，玻璃运到邯郸，那儿有小加工厂，这就形成了垃圾处理的民间产业链。
从1987年到2006年，在经国务院批准的664个城市中，收废品捡垃圾的人数高达230万。在北京，拾荒大军的人数从 1998年的8.2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2万人，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17万之众的巅峰。垃圾集散地几乎和规模化的拾荒大军同时形成，到 2014年，北京城共有垃圾集散地82个。早期租片地就能做集散地，而后来圈地划分摊位，收购垃圾过秤交易已经十分专业化。
在利益的驱动下，这支拾荒大军横扫了北京市所有的垃圾站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3年，北京运到垃圾处理场的垃圾有700万吨，拾荒大军运出北京城的垃圾也是700万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的一半垃圾都是拾荒者“消化”掉的。
北京的第一次“垃圾围城”，就在这样的垃圾产业链中得以消化分解。到2008年，随着奥运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会在北京举行，京城城市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城市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城市垃圾处理也渐渐规范化和专业化了。
然而，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开始，废品回收出现了全产业链的危机。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的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的价格就此跌落。2014年，城里的拾荒者原来一吨纸板卖1400元，现在只有400到500元，铁原来1公斤1.8元，现在0.4元。同年，北京原有的82个垃圾集散地关了80个，废品的中转站一夜之间近乎消失。
同时，新的垃圾围城问题在北京出现。消失在主城区的垃圾，开始渐渐出现在北京周边的农村。由于北京附近农村的垃圾排放和管理较为原始，农民对垃圾处理的意识淡薄，京城周边的农村变成了“垃圾站”。
“三化”举步维艰
2010年，一部名为《垃圾围城》的纪录片引发一时轰动，摄影师王久良将镜头直接对准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让它以更为集中而具象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垃圾生产者眼前。
化解“垃圾围城”需要一个复杂的垃圾处理链条。以居民生活垃圾为例，从居民下楼丢弃垃圾进小区垃圾桶开始，垃圾就进入了漫长的运输与处理过程，从小区垃圾桶至最近的垃圾处理站，经简单分拣与压缩处理后运至附近的垃圾场，再从垃圾场运到最终的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中心，最后，垃圾被填埋或焚烧，变成土地中的转化物或一车车渣土。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城市垃圾站点的合理规划和人员配置，也需要每一个步骤的设备与工艺符合环境标准。垃圾焚烧问题就曾引起过激烈的社会争议。垃圾处理事业中最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头一尾，源头上的“垃圾围城”和末梢上的“无害化”。
实际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一同被写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在这“三化”的排序上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无害化排在最后而减量化放在首位。
可惜的是，在最显性的“无害化”问题上，情况也不是很理想。在王维平看来，“无害化”的处理问题经过了漫长的责任不明期，直到去年国务院城市工作会议上，才明确城乡垃圾归住建部统一管理。
在 “减量化”问题上，全世界有6条通用的举措：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和不剩餐。王维平说，这6条分属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循环经济处等多个部门，难以集中发力。以净菜进城为例，每向城市运进300吨毛菜，其中就有1/5是垃圾，一来一回，便产生了120吨的无效运输，与其这样，不如把菜在田间地头就弄好。
另一方面，垃圾资源化多依靠“拾荒大军”。根据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的数据，2012年拾荒大军的鼎盛时期，北京城每天过磅的垃圾量是1.64万吨，而现在是2.3万吨，少了废品回收的环节，垃圾骤然增加。王维平算过一笔账，少了庞大的拾荒队伍，北京每年起码多花11亿元的垃圾处理费。
“绿水青山”需要多方合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垃圾处理得好，绿水青山才有基本保障。
王维平认为，现在中国的垃圾处理事业，到了转型期。首先，国家正在设法培育正规的企业，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提质增效，比如收废品引入物联网的概念，省时省力。其次，用正规军、高科技取代拾荒大军的时机来了。应该实施低利用价值回收物补贴，塑料、金属、玻璃、纸、胶皮，得根据回收的量来补贴，前期可由政府进行资金补助，产业链培育起来之后，就可以按市场规则来运作。
目前，城市垃圾处理的动员工作已经就绪，社会各界纷纷采取行动。在政府层面，考虑到过去多部门管理存在的效率和执行力低下的问题，北京市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废品回收由管委会统一负责。在农村，从2007年起，清理农村垃圾的试点工作已经在着手进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16个自然村处理垃圾的成功案例——“王平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