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茂春晚相声专场,师徒如父子 赴朝慰问三次遇险》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相声小品】栏目，于2018-04-07 09:48:14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今天，是“人民艺术家”常宝堃牺牲65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天，就是他的徒弟苏文茂去世一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纪念两位大师。愿师爷和义父在天堂安好。
公祭了一周 天津人来了三分之一
我师父是1951年参加第一批赴朝慰问团的，当时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廖承志是团长，师父听说侯宝林、高凤山都去，就报名参加了。走的前一天，常宝霆夫妇在家里请客，我们师徒二人都到了。那天三婶烹的黄花鱼、对虾段儿，很丰盛，吃到一半的时候，师父提出来，他这一走，这儿的演出缺一场，让我和常宝华搭档，说你们俩人从小在一起，能耐也差不多，挣钱就平分，谁捧谁逗自己商量。那个时候我22岁，常宝华21岁，听师父的话，从那时候我们开始搭档。可没想到的是，那天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后来知道，师父出事那天是4月23日，当时已经到朝鲜一个多月了，慰问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回来的路上住在新义州老乡的房子里，外面有掩体，师父和赵佩茹先生吃完了午饭在屋里研究回国汇报演出的节目，当时他们根据在那儿的所见所闻编了一段相声。那次天津去了七个人，我师父、赵先生、郭少泉、谢启福、陈亚楠、陈亚华、程树棠，郭少泉在墙角听他们说话，谢启福和程树棠在掩体里。美国飞机来轰炸，扔了两颗炸弹，一颗落在程树棠身上，谢启福身上也着了，他从掩体里爬出来打滚把火扑灭了，程树棠就没出来。赵先生胳膊也中弹了，屋里全是烟和土，赵先生喊了两声宝堃，师父没答应，过去一看，他头上中弹了。
最早知道消息的是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和我，哭了一通，然后坐在一起商量，怎么跟家里说，尤其是跟奶奶还有师娘怎么说。后来是剧场经理王十二去家里送的信儿，一进门他先说别的，老常四爷（常连安）就猜着了，说：“你说是不是宝堃的事儿，是没了还是受伤了？”他似乎早有预感。
当时师父埋在了朝鲜，上级征求烈士家属意见，家属要求把遗体送回家来，就又送了回来。接灵的时候我和常宝华去的，常宝华拿一个大杠子，看见棺材先打了两下，这是旧社会的说法，叫“打不孝”，不是说师父不孝顺，他是著名的孝子，收我当徒弟也是因为看我孝顺我妈，这个“打不孝”指的是年轻人走到父母前边了，这不应该。
后来公祭的灵棚设在海口路公园，公祭了一周，那时候天津市区240万人，差不多来了三分之一，每天都拥挤不动，只好按单位按系统分时间来，一来就是一队人。师父的大照片在中间，我们都身穿重孝在两边守灵，司仪在那喊着行礼——献奠。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场景，一个是有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因为都是按单位进来祭奠，门口不让她进来，她举着拐杖打进来了，说：“我是来看小蘑菇的，他是我心里最爱的演员，给我们带来好多笑声，他牺牲了，我一定要来，你们拦着我，你们死了我绝对不来。”老太太一说话，我们都哭得跟泪人似的。还有一件事，赴朝慰问团活着的那些人都来了，侯宝林和陈亚楠、陈亚华还有高凤山，进来就哭，高凤山行完礼走不了了，犯心脏病躺下了。
当时我师爷张寿臣写了一篇祭文，题目叫《长城常程》，念祭文时大家都在痛哭。出殡的那天是两个灵车，一个灵车拉着师父的血衣，另一个灵车拉着在朝鲜受伤的那几位。当时的天津市领导跟我们一起拉灵。从海口路出来沿着马场道到佟楼，再从成都道到和平路再到南市官银号，当时沿路的买卖铺面全都上着门板，楼里窗户旁也都站满了人，街上拥挤不动，我跟我的师哥李伯仁还有常贵田走前边，那时贵田才八岁。
师徒如父子 赴朝慰问三次遇险
师父刚去世的那些日子，我天天哭，我跟他的感情和现在的师徒关系不一样，第一是朝夕相处，真的是师徒如父子；第二是我本来是药铺的学徒，是因为喜欢他的相声，他也喜欢我才收我的，可以说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第三，他跟旧社会那些艺人不一样，他这个师父不是特严厉，凡事先替徒弟着想。所以我那种难过是撕心裂肺的。
师父去世之后，报纸上的报道特别多，我也发表过纪念文章，我们几个都报名要求赴朝鲜慰问，给师父报仇，直到1953年，第三次赴朝慰问团批准了我的请求，完成了我的心愿。
我们这次赴朝正好赶上板门店谈判，因为等待谈判，所以这次慰问的时间比较长，三个多月，这期间我们一共遇到过三次危险。第一次我们在一个军的军部演出，演到一半时特务往天上打了信号枪，敌人的飞机来了，因为是军部所在地，防空火力很猛，演出没受影响，还打下来一架敌机。不过那个时候慰问团是重点，知道敌机还得来，战士们就连夜给我们挖防空洞。夜里就睡防空洞，结果半夜正睡着就觉得头上一疼，一摸全是血，晕过去了，早上醒过来我满脸都是血。原来是半夜敌机轰炸，把防空洞震塌了一角，我头上一尺多高掉下了一块大石头，要是再高点也就砸死了，要是我睡在震塌的那地方也没了。
第二次遇险是有一次夜行军，天上挂满了照明弹，跟白天一样，我们走的那个地方没有防空枪。我们开四辆汽车，两辆拉人，一辆拉行李，一辆拉道具。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敌机来了，我们汽车的灯全都关了，第一辆车过去了，灯一关，第二辆车什么也看不见，车长就让开一下灯好看见道开过去，刚一开灯飞机就俯冲下来，我们开一下灯就关了然后往前开，大概走了十几米，两颗炸弹就落在我们后面五六米的地方，每人都落了一身土，如果车开慢一点，正好炸上我们。
还有一次是我们在一个山脚下一个团部演出完回去，走山路没有车，翻过半个山头的时候敌机来了，开始我们没听见飞机，发现的时候炸弹已经下来了，大家全部卧倒。后来才知道那种炸弹是在空中炸的，比落地炸的威力更大，而我们趴下目标更大，更容易受伤。不过那天很幸运，起来一点人数，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后来观察，应该是地形救了我们，那个地方狼牙锯齿的，还真是不容易炸到人。
在朝鲜三个多月，一直在志愿军司令部等到停战，1953年7月28日我们往回返，8月1日到天津，正好赶上天津发大水，我从欢迎的人群中出来，好多地方都是水，走着回不去，就雇了个三轮车，到家给人家钱，人家说什么也不要，他说：“我认识你，你是苏文茂，你这是去朝鲜给你师父报仇去了，你是英雄，这钱我不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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