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的相声:让人看不透的侯宝林相声圈的人更是少有自爱

发布时间:2018-04-26 13:51:21 来源:大铁棍娱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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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的相声:让人看不透的侯宝林相声圈的人更是少有自爱

“大约在我四岁多的时候,我坐过火车。当时带我坐车的人,是我的舅舅,叫张全斌。我记得那时我的打扮挺滑稽的,身穿蓝布大褂儿、小坎肩儿,头戴瓜皮小帽儿。那时候,小孩子打扮成那个样子,够不错了。在我的童年中,也就只有过这么一次。……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父亲、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但很模糊。”
 
侯宝林先生在自传里介绍个人身世,写了这么一段,他父母不详。
 
根据另一份传记资料,这位舅舅张全斌并非他生母的兄弟,而是养母张氏的兄弟。侯宝林被侯家收养后就得了侯姓,但一直到死,张全斌都没有告诉侯宝林他身世的真相,恐怕是跟侯家之间有严格的保密约定。不过侯宝林的出生日期却很精确:公历1917年11月29日,那天星期四,酉时诞生,所以有个小名叫“酉儿”。
 
 
把自传跟年谱对读,我有个想法:侯宝林能成大师,跟他这父母不详、姓氏不详、出生地和原籍不可考,兴许有点关系。我们到任何地方求职,谋生,总得填一张千篇一律的履历表,交待父母的身份职业,在哪里生的自己,这就等于是交底了。再说,中国人一向都信“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套”,了解了别人父母,跟着就要揣摩该怎么对待这个人。而侯宝林呢?他从养父母那里得到的好像只是一个姓氏。他让人摸不透。
 
我有时觉得他就像一个小说人物,就像“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后边跟着的那个人,从天而降,横空出世。当你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处于“完成时”了。
 
他也有师父,朱阔泉,按相声这行的规矩相当于半个爹了,但是,似乎很难说朱阔泉或者张寿臣这一辈相声老人对他的影响在哪儿。在自传里,他说他在鼓楼学说相声,第一次登台说的就是《戏剧杂谈》,也许是我固陋吧,我觉得这个起点实在有点高,而且显得太“干净”了些。
 
是的,一说“相声艺术”,那准是干干净净的侯宝林。传统相声里的伦理味是很重的,伦理味,意味着围绕着人的父母妻儿做文章,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全有。侯宝林留下的录音里,传统相声都是像《阴阳五行》、《批三国》这种“知识型”的,要不就是《改行》这样被大幅改编过的,立意、重点什么的全部扭转。相反,《白事会》、《夸住宅》、《拴娃娃》、《托妻献子》、《富贵图》之类谁演谁火的传统段子,好像他都没说过似的。
 
他好像也不是某个家庭的儿子。《改行》、《空城计》、《阳平关》、《戏剧杂谈》、《武松打虎》、《关公战秦琼》,这一系列侯氏经典,把他确立为一个阶级的孩子,具体地讲,一个受苦的艺人阶级的孩子,这些艺人从艺,都是出于不同程度的无奈,是因为没有更好更体面的饭碗。
 
 
 
侯宝林说他12岁终于要了饭,同年,他拜师颜泽甫学了京剧,在天桥跟着师父同名角云里飞撂地。那位张舅舅是京剧界的“底层”,给名角程继先跟跟包,因为张的关照,程继先特地嘱咐颜泽甫一家善待这个小徒弟,即便如此,日子还是艰苦非常。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宣称,一旦个体“摆脱了行会的控制,摆脱了它们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他就成了一个可自由出卖自身的人,一个“第一手的生产者”。
 
老马若是到过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天桥,就会看到满地跑的“二手生产者”,他们被师徒关系牢牢束缚着,侯宝林也是其中一分子。
 
不过,约束和被约束的双方,后来到了侯宝林的相声里归于同一阶级,这倒是马克思没想到的。艺人与他同在,艺人之心就是他的心,跟阶级属性相比,伦理意义上的父母亲属、同龄友人都不在话下。他的相声,似乎不像其他演员那样逢场作戏,只求把一个段子演好、演到专业,而是有着一种独有的“走心感”。比如,《改行》里说龚云甫卖黄瓜,“他一摸肩膀,这个疼啊”,情不自禁地唱出“苦——哇——”,导致老太太误以为他说“黄瓜苦的”,这个精彩的包袱,充满了只有亲历那个时代的艺人才能述说的辛酸。
 
 
 
《贼说话》又是另一个例子。侯氏相声里最具“国际性”的作品,换句话说,译成外语后亦能被外国人滴水不漏地领会的作品,一个是《醉酒》(它本来就改编自一个外国笑话),另一个就是《贼说话》,素材来自《笑林广记》里的一则“被贼”,原作只有寥寥数语:
 
被贼
 
穿窬入一贫家,其家止蓄米一瓮,置卧床前。偷儿解裙布地,方取瓮倾米,床上人窃窥之,潜抽其裙去,急呼“有贼”。贼应声曰:“真个有贼,刚才一条裙在此,转眼就被贼养的偷去了。”
 
侯宝林在演绎中突出了贫家之“贫”。怎么个穷法?贼在黑夜里摸,摸到桌上一把茶壶,拿起来又放下,怎么?“没把儿了”。摸到米缸,就脱下棉袄装米——就地取材,身边连一个袋子都没有,说明这位贼先生也差不多走投无路了。躺在床上的主人,听到动静后就把棉袄抓来盖到自己身上,这是穷人的下意识动作,穷人的“玩法”。
 
 
 
再有像《三棒鼓》、《一贯道》里描写的心疼钱的老太太,像《空城计》里描写的兜里没钱就想法蹭戏听的半大小孩,侯宝林的这些相声,不管演得多么热闹,都让人品到一种特有的清寒味。传统相声惯于埋汰阔绰人,这些相声却讲述了一些捉襟见肘的生活真相。
 
有时候,侯宝林不追求很大的笑料,比如《阳平关》里说《阳平关》这出戏里的曹操在跳上桌子时,掉了下来,因为“桌上有块烤白薯”,原来是之前一个演员临时饿了,让捡场的代买来垫下肚子,捡场的顺手就搁在了桌上。这么一个小趣闻,就成了这段相声里最大的包袱,这时,只能说侯先生志不在娱人吧,日后侯耀文演的《学裘派》也受了老子的影响,重在把戏唱好,包袱倒是其次了。
 
身世不明的侯宝林,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一样,打一上来就垄断了解释自己“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权力。毫无征兆地,他的审美就偏离了他那个阶级里的其他人,直奔艺术的方向而行。只是我们都知道,这跟他被确立为大师、大艺术家有关,是时务所迫,而他的聪明善学、敏于应对,则使得他当得起这份沉重的差事。
 
很难想象侯宝林没碰过所谓的“荤活”。天桥出来的人,哪有不会这一手呢?你给贩夫走卒演《阳平关》、《夜行记》能行吗?不论古今中西,要想圈粉拉观众,总少不了夫妻行房、男女偷腥、生殖繁衍乃至屎尿屁的话题。《笑林广记》里像“被贼”这样的笑话寥寥无几,六七成都是拿下三路做文章。对这些,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相声艺人,焉有不会之理。
 
不说别人,马三立就是有一肚子荤活的,遇到熟人好友,或者身边站着自己喜欢的后辈,老爷子一时兴起:“我说个黄的,我说个你们没听过的,我们当年老说这个……”这是他们的“才艺表演”,故作神秘,透着得意。相声行里的绝活都是秘传的。侯宝林有没有这爱好,我实不晓得,但是,我相信他有另一个样子,跟艺人阶级的清寒感完全相反的样子。
 
相声是一种典型的江湖行业,你若没个混社会的样子,就别想立足。在天津,常连安开启明茶社,把儿子们一个个培养成相声艺人。“启明茶社”四字,听起来是多么端正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跟黑社会搅在一起,互为利用,利益均沾。也亏得常家老爷子机警,1949年后,他把本家子弟一个个送去参军,“小蘑菇”常宝堃还死在了朝鲜。在这样做的时候,常连安哪里还会考虑什么儿子们是否会因此辜负了身背的手艺,他只求一个太平。
 
现在听常宝堃仅有的几段录音,《打灯谜》之类,你会怀疑他是否徒有虚名。我常想,以常宝堃当年的名声,若是活着回来,有没有机会像侯宝林一样多产而高质呢?或者,能否在因侯宝林的存在而分出的“艺术相声”与“市井相声”之间,提供更多的选项呢?
 
艺术与市井之间,干净与荤腥之间,一向是互相制衡的:郭德纲再火爆,也会有人说“看看侯宝林,那才叫艺术”,而侯宝林再受推崇,也会有人不屑地表示“郭德纲那种才叫喜闻乐见呢”。这种对立其实挺不错,依追求不同,收获也不一样:得到美名的人未必能久占市场,而市场的宠儿则总有“竖子成名”的嫌疑。
 
 
 
侯先生所改造过的相声,追随者寥寥,也只能寥寥,如沙漠里的涓流,若说其事实上已被市场化的相声逼到教科书和博物馆里去,恐怕也不为过。但是,侯宝林没有改造的、那些从艺人阶级里一手带出来的东西,就我所见,依然在相声行里延续着:不堪入目的拜师礼,推杯换盏的圈子文化,党同伐异的争斗气,斤斤计较的财迷心态,还有马克思当年最反感的,徒弟与师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么多年过去了,还都一一健在。侯宝林贵为大师,尚且不能免于这些陋习,相声圈的人更是少有自爱的。不过,这些人的可爱之处或许也在这里:他们都不愿轻易放弃那种长相气质,他们说,那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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