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琨刘宝瑞相声名家：我和刘宝瑞的“四清”逸事

薛宝琨刘宝瑞相声名家：我和刘宝瑞的“四清”逸事

1964年夏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王光美同志参加“四清”试点《桃园经验》的报告。她那对农村“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形势估计，令我们每一年轻人无不壮怀激烈，各自暗表决心：定要补上未曾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一课。

 

我们广播团是以“中央四清工作团”的名义先到河南安阳地区，帮助地委干部“洗手洗澡”获得“解放”，而后再去长垣县委“解放”县级干部，并从中择取优秀加入我们工作队，开往浚县入村进行“四清”的。

我们队就在离县城不远只有几十户的小杨庄。队长也是跟我上得来的说唱团政委。他嘱咐我要有好的表现争取重新入党。因此，作为“内勤”（秘书）并不离他左右。进村动员报告是我开夜车为他起草的厚厚一沓。但在动员时他却撇开稿子自说自话起来。“今天我讲八个问题：头一个‘为什么要四清？’第二，‘不四清行不行？’，第三‘四清的重要性’，第四，‘四清的伟大意义……”说着说着他就“他妈的”起来，说“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干脆站起身来大声问村民：“不‘四清’行不行？”于是，在掌声中完成了他的动员。散会他跟我说：“那么穷的小村哪来的‘走资派’，有什么可清的？！”吓得我连忙回复：“政委，您可不能‘右倾’掉以轻心呀”。我知道，他是“三八”式老干部总是话糙理不糙。

动员之后就是组织阶级队伍。村子小很省事，政委就让村民排队挨个问：“你什么出身？”-“穷。”；“你呢？”-“更穷。”；“后边呢？”-“辈辈穷。”于是，一码穷的阶级队伍立马就组成了。

我们是在“前十条”时进村的。规定吃派饭，不许自行起火。每天一斤四两粮票、四角二分钱。三顿饭都在队部等社员来领，须最穷户挨家轮流不许重复，为的是更好接近群众。于是，每天我们都像幼儿园的孩子总是期待着家长按时来领。

这是个贫困村，无论谁家饭食都是喝糊糊，一日三餐顿顿如此，被我们戏称“三呼（糊）万岁”。昏暗的油灯下只听到稀稀的糊糊声。有时偶尔一进门大娘便热情地说：“给你抄个菜！”吓得我辈惊喜交加：“大娘，千万别炒，那样我们会犯错误，上级规定：鸡鸭鱼蛋一律禁止。”大娘却不在意：“抄一个犯不了错误，快得很。”哦，原来她是往屋外的咸菜缸顺手“抄”一个而不是我们期待地“炒”一个。

进村好多天了我们个个饿得两腿发软，“四不清”干部也没查出一个。其实，从安阳地委开始，无论地、县、村哪级，最大的“四不清”表现就是“吃个油馍，炸个蚂蚱”-“多吃多占”的“罪行”不过几根油条或几颗虾米而已。但宁“左”勿“右”的情绪依然令我辈忐忑不安。

果然，从村干部那里得知，该村还真有一个富农成分的张富氏。工作队应该警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政委就令我和长垣县武装部派来的大老郭共同与之谈话。列席人还有相声名家刘宝瑞-他不是工作队员而是以深入生活的身份令其接受教育的。

大老郭天性憨厚为人质朴，张富氏一进屋,他就把盒子枪放在桌上。我和刘宝瑞直对眼色，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老太婆似乎见过阵势，她只是眼光一瞟就垂下眼皮一言不发，问什么也不回答，我作为见习只是干着急，刘宝瑞则渐渐打起呼噜。这时，就听大老郭一声巨吼“张富氏！”连同盒子枪用力往桌上一拍，我被吓得一激灵，张富氏若无其事，而刘宝瑞则从椅子上来个“掉凳儿”坐在了地上。

这可真是遗闻，不知有无载入史册的价值？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