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宝林、梁左到郭德纲：娱乐至死的中国相声

侯宝林相声全集:从侯宝林、梁左到郭德纲：娱乐至死的中国相声

从侯宝林、梁左到郭德纲：娱乐至死的中国相声

 

国庆期间，碰巧在电视上看到朱迅主持的一档节目，一票数得着的相声演员，有“宝”字辈的老先生，也有相声新秀，算是相声界的顶尖聚会。双簧、贯口都来了一轮，也有个别包袱不错，但整体听下来，总有一种隔着袜子被挠脚心的感觉，不舒服。

 

虽然郭德纲嘴上不饶人，经常骂同行，无论人们怎样评价郭德纲，不得不承认的是，德云社这二十年，把相声这个曾经辉煌却日益僵化的曲艺形式带火了。没让相声变成这种为政治服务的“三下乡”节目。郭德纲有个著名的相声段子叫《五十年相声怪现状》，从老北京天桥艺人说起，相声的崛起靠的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本事，叫得下好，要得来钱，否则就得饿肚子。关于解放前天桥的曲艺生态，郭德纲说得没错，但是细究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相声也经历了几次起落，但是这种兴衰，就要放在政治曲线中来讨论了。

 

回顾一下相声的发展，“八德”的年代我们没赶上，更别提穷不怕老先生。解放后崛起的相声，主要是“宝”字辈的，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当然天津还有辈分更高的马三立先生。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保留得最多，这就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爱听侯宝林。从1949年起，侯宝林就给毛主席说相声，据说有一次毛主席听《关公战秦琼》，说完之后让侯宝林和郭启儒再说一遍，俩人没辙，又重新说了一遍，毛主席还是乐得笑逐颜开。有了毛的支持，侯宝林得以在建国后施展才华。虽然在体制内，但侯宝林不愧是相声大师，巧妙地利用“新旧”社会的区分，将相声的讽喻功能放到旧社会，既能抖包袱，还足够辛辣、真实。

 

建国不久，侯宝林先生说过一个《八大改行》，说的是光绪皇帝驾崩，国人服丧百日，那种国丧肃杀之下的教条和荒诞，比如说有一段是这样的：

 

甲：出门不行。我听我大爷说过，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乙：鼻子是红的？ 

甲：出去买东西去啦。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儿？” 

乙：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儿？ 

甲：“没事呀，我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知道！您看，没剃头哇。”“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儿？”“鼻子是红了点儿，天生长的，不是现弄的。”“不让出门儿。”“不让出门儿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要出门来也行啊，把鼻子染蓝了！” 

 

这种通过讽刺旧社会达到政治正确，同时保留包袱里的刺，指向的是一切权力带来的荒谬禁锢，也就使文本有了共性。还有《关公战秦琼》，讽刺那种啥都不懂，仗着权力乱指挥的人。侯宝林先生搬上电视，还给毛主席说，遂发扬光大。据说这段成书于上世纪30年代，本来说的是张宗昌，后来侯宝林改编，因为当时正在批判梁漱溟，有“韩复榘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笔杆子杀人”，于是侯宝林将主人公改成了韩复渠的父亲，“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除了侯宝林，还有像刘宝瑞的单口《珍珠翡翠白玉汤》、马三立的《开粥厂》等等，都是经典作品。都把传统相声的技巧用到极致，还利用了新旧社会的时代转换，巧妙地将讽刺转化到“旧社会”，但指向的，往往是普世的人性。

 

但是，相声不免被政治工具化，口号宣传式的“群口”如《帝国主义纸老虎》，歌颂新人新事的《新诗风》等等，到文革时期还出现化妆相声等等，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地方。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禁锢被打破，人们从极权和狂热中苏醒过来，进入一个自由奔放的时期。相声作品的批判性，也在社会变迁的裂隙中，寻找到更多的讽刺对象。

 

首先是马季在1984年春晚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据说这个节目也让当时的导演顶了巨大的压力，但还是坚持上了，将讽刺矛头指向了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假冒伪劣”，到1987年，马季推出里程碑式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在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在平均主义像市场经济转化时，个体、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五官”的隐喻展示出来，《五官争功》甚至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上。看一段精彩的文字：

 

嘴巴：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脑袋： 对我有意见？ 

嘴巴： 嘿嘿。 

脑袋： 怎么啦？ 

嘴巴：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在最下边？ 

脑袋： 是啊，当初它就那么设计来着。 

嘴巴： 你得把我的位置往上调。 

脑袋： 怎么调法？ 

嘴巴：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脑袋：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呀？ 

嘴巴： 我得最高啊！ 

鼻子： 脑袋：！我对您有意见。 

脑袋： 你有什么意见？ 

鼻子：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我得站最高峰。 

脑袋：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眼睛： 脑袋：！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调。 

脑袋： 你也上来啦！ 

耳朵： 脑袋：！我耳朵也得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脑袋： 耳朵也长……我成兔爷啦！ 

 

 

同样经典的还有马季的《吹牛》等等，如果说他相声的“刺”指向了社会底层现实，另一个作者，则将相声的“刺”更大胆的指向了制度变迁，在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也开创了中国相声的“黄金时代”。

 

这个人就是梁左。

 

没错，就是那个写《我爱我家》的梁左。回望他在相声领域的创作，绝对是开创性的，姜昆的走红，一部分是因为马季的培养和提携，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得到梁左的好本子。

 

同样是在1987年，马季演出《五官争功》，姜昆和唐杰忠演出了梁左编写的《虎口遐想》，用今年的表述，就是一个“屌丝青年”掉进老虎笼子里的故事，还有心思想着找对象，还要各种逗贫，例如：

 

姜：算了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找电视台，让他们派个摄制组来，拍一拍等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唐：拍这个干吗呀！

姜：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儿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了。

 

《虎口遐想》的文本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画面感，姜昆的出色表演也营造出一种小人物喜剧的典型氛围。比如刚出来就想着把姑娘的裙带子还给人家，还能想到上边的体香……还有梁左创作、姜昆演绎的经典《电梯奇遇》，姜昆去办事，结果被卡在老旧的电梯里，于是人事科、宣传科、伙食科、卫生防疫科，各种人浮于事的奇葩经历，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

 

看宣传科长怎么说：

 

姜： “这是个难题喽！对你个人来说，把你关在里面，这是一件坏事；可是对于全局来说，对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是吧？所以，这就是新大楼和老电梯新旧体制交换时期所产生的一种矛盾，目前你关在里边，暂时还不适应，对不对？” 

唐： 难受着哪！ 

姜： “那要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呢？” 

唐： 那就……更受不了啦！ 

姜： “所以，你要加强学习，丰富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唐： 他走得出去吗？ 

姜： “给一点儿鼓励嘛！我们的口号是：大干苦干100天，第一委度开门红……这个门好像开不开是吧？那我们的口号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家也回不去了是吧？那我们的口号是……” 

 

各种表达方式的年代感背后，尤其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干苦干100天，第一委度开门红”，都是从政治表述中获得的灵感。

 

再看人事科长怎么说：

 

姜： “效率嘛，说办就办！我这就给你们单位去个商调函，把你的关系办过来，你就算在电梯里头上班，白天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想睡你就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抓坏人什么的，你们大伙儿说我这主意怎么样？” 

唐： 够馊的！他在里头关着，能抓坏人吗？ 

姜： “那阶级敌人在外头转悠，你就在里头干看着？” 

唐： 可不干看着吗？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单位、关系这样的集体管理，是不是也让人觉得陌生又熟悉？里边的大量的包袱从政治中来，譬如研究决定让姜昆在电梯里享受“科级待遇”，还赋予了“孤胆英雄”的称号，可以享受相应的伙食标准……

 

除了《电梯奇遇》，梁左还创作了把冯巩、牛群捧红的《小偷公司》，最后那一句，“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瞬间点破了主旨。看看小偷公司的组织架构，让人喷饭，又很黑色：

 

冯：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牛：哎，你这话的：”火车跑得快，人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不了，就是跑不了。” 

冯：那你们都有什么干部呀? 

牛：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四十八个副经理。 

冯：四十八个人儿呀? 

牛：各管一摊呀。 

冯：都管什么呀? 

牛：有管行政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臃肿的机构、空洞的口号，这就是《小偷公司》和《电梯奇遇》折射出的政治生态，也让这些作品成为像手术刀一样的存在。其实，同时期乃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前，小品也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痕迹，赵本山的《牛大叔提干》、陈佩斯和朱时茂的《警察与小偷》，都是语言类的难以复制的经典之作。

 

郭德纲在《相声五十年之怪现状》中极力抨击的是“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从个人恩怨讲，是针对要求取缔小剧场的姜昆，从相声的表演方式上讲，则描述出相声在2000年前后的尴尬。完全脱离小剧场，基本上没有了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性；审查禁区越来越多，讽刺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所谓“理不歪笑不来”，但讲出“歪理”的，大多是与日常生活既联系又冲突的可笑之人。如侯宝林先生《关公战秦琼》里的韩老爷子、刘宝瑞《珍珠翡翠白玉汤》里的朱元璋、马季《宇宙牌香烟》里的推销员、《电梯奇遇》和《小偷公司》里的一帮奇葩官僚。

 

在德云社的前十年，郭德纲从两个方面展示出才华，一个是对传统曲艺的改编和传承，譬如说发扬相声本门唱太平歌词，还有结合评书的长篇单口《济公传》《丑娘娘》《张广泰》等等，都很见功力，但这种见功力的表演，大多只能维持非常专业的观众。在传统相声的传承上，郭德纲的前辈们都有卓越的努力，马志明的《大保镖》、苏文茂的《苏批三国》、侯耀文的《口吐莲花》、李金斗的《捉放曹》等。

 

但真正要让相声适应电视传媒时代的大众，仍然要寻找当代语境中的讽刺包袱，才能触及流行的痛点。如侯宝林和刘宝瑞讽刺旧社会，如马季、梁左经典作品的时代性，郭德纲在这一点上也找到了出口，著名的“我”字和“你”字系列就是代表，诸如《你要幸福》《我是黑社会》，都将焦点集中在当代社会的小人物——所谓“屌丝”。

 

屌丝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收入阶层，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既是当下人的一种自嘲，也是一种来自底层心理的玩世不恭。郭德纲在早期的这两个系列中，将屌丝的状态和流行元素嫁接，加上传统相声的伦理哏，非常容易激发出舞台效果，譬如《我是黑社会》讲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想当黑社会闹出的笑话，有一段父子俩的对话：

 

郭：老头一边儿吃，我就烦他这个。破嘴，得得得得得，你也干点儿正事儿，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的，你看看你，你一无所有，你脚下的地在抖，你身边的水在流，你的手在颤抖，心中的泪在流。

于：你爸爸姓崔？

郭：你爸爸叫健！讨厌，我爸爸说我呢。

于：说你别唱歌词啊。

郭：（转向于谦）听话，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于：你冲那边儿说去！

郭：（转向外边）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于：呵，这时候转过来吧！

 

郭德纲很善于在表演情境中结合网络段子、歌曲等流行元素，加上于谦这样优秀的捧哏，会不动声色的完成跳进跳出，包袱瞬间抖出来，出其不意，效果奇佳。在文学性上，郭德纲的这两个系列作品虽然不如梁左，但也塑造出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小人物形象，加上对传统相声包袱技巧的娴熟使用，节奏感掌握得好，包袱就抖得响。

 

随着德云社规模的扩大，郭德纲更多只在封箱、开箱的重要活动中演出，也都集中在北展剧场，数千人同时听。郭德纲无疑很聪明，他逐渐放弃了剧本的文学性，反而更多依靠诸如“于老师三大爱好”这样不断重复累积的包袱效果，更多伦理哏是使用，当了当于谦的“爸爸”、和于谦的“媳妇”眉来眼去，譬如有这样的包袱：于谦的“媳妇”抱怨郭德纲，“你身体不如从前了啊。”又或者是于谦“媳妇”碰洒了郭德纲的面，说道“我赔（陪）你一碗（晚）便是。”或者进一步带有屎尿屁暗示的笑料，“我们大小便认识，如今大变样。”

 

面对几千人的大剧场，这样的段子显然能更快让大家笑。仅凭这一点，就比央视节目中那些让人尴尬的演员强。但从相声发展的趋势上看，郭德纲的相声在文学性上正在逐步削弱，讽刺更多变成了搞笑，回味变得越来越弱。这一点倒是跟娱乐至死的当代社会很契合，80年代的自由空气从此不再，梁左式的辛辣再无空间，郭德纲巧妙地找到了相声完全娱乐化的道路，他早期优秀的作品如“你”“我”这些系列，甚至包括传统的长篇单口也不再说，却反复使用跟于谦的身份错位，用最保险的段子来逗人乐。

 

郭德纲正在回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相声”，即天桥文化熏染出来的本事，据说有个王爷让一个相声演员不说话逗大家乐，那哥们儿跑到台上一下把裤子脱了，瞬间哄堂大笑。郭德纲将这种搞笑的节奏感和技巧掌握得炉火纯青，但也意味着逐渐放弃了侯宝林、刘宝瑞、马季、梁左，甚至包括他早期作品中那种不断传承和创新的，以讽刺为基础、丰富的细节和完整故事构成的文本。他转向了碎片化的表演形式，并发扬光大。这是他的选择，也是大众传播时代的需要。

 

郭德纲重新激活了相声的大众传播，但是这个日益凋敝的土壤和肃杀的空气里，他最终只能走和梁左不同的娱乐化道路。他广收门徒、用商业表演和舞台承接着传统相声的手法，我们只被允许二人转式的快乐，相声里讽刺性的幽默基因，恐怕随着梁左和马季的逝去，以及日益严格的控制，与相声渐行渐远，最终无法摆脱政治发展曲线影响下的命运。

 

中国相声界是个江湖，里边的是非恩怨咱不管，也无法讨论。只是从社会环境上看相声的发展趋势，郭德纲式的搞笑，梁左式的讽喻，我无意对比优劣，这是不同的艺术手法。但是当前的空气中，已经无法产生梁左，相声就沿着被迫选择的娱乐化道路，硬着头皮走下去，《小偷公司》和《电梯奇遇》里那些自由的空气，已经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