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晚会》演播室自办节目给王扶林带来莫大荣誉

侯宝林郭启儒:《笑的晚会》演播室自办节目给王扶林带来莫大荣誉

第二十二章：电视剧，呕心沥血

康征

      《笑的晚会》也属演播室自办节目。它给王扶林带来莫大荣誉，也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其影响深远，所以单另一节叙述。

      1962年国庆节快到了，拿什么节目以飨首都观众呢？中央电视台从上到下颇费心思。梅益局长除要求继续办富有电视特点社会上看不到的特色节目外，还特别强调，现在大家日子过得很清苦，不要再办忆苦之类的节目了。既然是节日，要让观众高兴，让大家笑，笑得开心，笑得痛快。

       这时，王扶林想起了笪远怀办的《笑的晚会》。笪的晚会，是把几个相声节目串联在一起，收到了不俗的效果。

       但是，王扶林不愿烫剩饭，他想起了乃师朱端钧经常说的一句话，“死也不能和别人一样”。

       当时，电视台的编导，内部观摩过法国寄来的贺年片《兰光咖啡馆》。这是一档综艺节目，没有固定的舞台，而是大家边喝咖啡边当众表演。这样，演出者和观众之间，没有第四堵墙，大家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上下一片，作到了参与和互动。如今，电视界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参与性和互动性”。

       王扶林想，何不仿效《兰光咖啡馆》的形式，把首都文艺界的名流约来，办一个新的《笑的晚会》呢？

       创意一提出，便获得领导支持。孟启予台长亲自操刀，为《笑的晚会》写了开场白：“……笑有各种笑，有大笑、微笑、偷笑、冷笑、傻笑、苦笑、奸笑、谄笑、皮笑肉不笑……今天要让大家高兴地笑、充分地笑、开怀地笑、从里到外地笑，笑个痛快，笑得淋漓尽致……”

       的确，文艺界很久不笑了。思想改造，总是首当其冲,搞个喜剧，横遭批判（如《买猴》、《新局长到来之前》、《大李老李小李》）。这年三月，虽然陈毅副总理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向知识份子行脱帽礼道欠，但并没撬动冰山。今天，电视台给他们露面和笑的机会，一个个争先恐后。被请到的演员有：谢添、赵子曰、侯宝林、郭全宝、马季、黄宗洛、耿震、杜澎、尤本昌、赵钱孙等等。

       北京晚报事先作了宣传。播出这天、万人空巷，人们都及时赶到各俱乐部、文化宫、工会的电视机前，提前占好了座位，单等《笑的晚会》开播。

       首先表演的是谢添的《变脸》。他在自己方寸不大的一张脸上，一会儿扮出吝啬鬼，一会儿是失恋者，一会儿是醉汉，一会儿是阴阳脸，把人生百态刻画得维肖维妙。

      《举重》是尤本昌表演的。看起来非常吃力，努了很大劲，终于成功了。谁知往地上一撩，杠铃碎了——原来杠铃是纸糊的。黄宗洛表演了《公鸡下蛋》。

       京剧《拾玉镯》也搬来现场。不过，饰演孙玉姣的不是娉婷婀娜的少女，而是腰粗臀肥的大胖子赵钱孙。当小生付朋暗丢玉镯离场后，孙玉姣和媒婆争抢玉镯，抢到玉镯的孙玉姣，一口将玉镯吞了。原来这玉镯是面包圈。

      《升帐》说的是诸葛亮点将。郭全宝饰演的诸葛亮派兵伐魏，马季、于世猷、郝爱民、李文华等人饰演的赵云、魏延、马谡、王平拒绝出战，纷纷鼓噪吵饿。等诸葛亮端出一盘蛋糕分发众将，大家一抢而光，吆吆喝喝出兵了。

      《吃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1983 年的春节晚会上，被著名喜剧演员王景愚演绎得淋漓尽致。但这次演出的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侯宝林把晚会引向了高潮。当他掏鸡骨头时，竟从喉咙里掏出了鸡毛掸子，大胆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表演，让你感到既荒诞又符合生活情理。”

       的确，各个节目都在“吃”上作文章，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一天只有几两粮，付食品有时凭票也买不到的日子，是多么想“吃”。人们聚在一起，经常搞精神会餐，吃成了那个年代的生活主题。国庆节期间，能给人们送去欢乐，忘掉了貧困和饥馑，这是最大的政治。

       这一夜，观众沸腾了，隔了很久，人们对《笑的晚会》还念念不忘。

      谢添导演对王扶林的敬业精神大加赞赏。他说，今后一定把王扶林的形象搬上银幕，并且约定再搞第二、第三次笑的晚会。但是，以后的晚会还没搞，国家的政治形势便陡转了。观众笑了，演员走了，场地空了，王扶林却因《笑的晚会》罹难了。

       如今，电视界研讨春节晚会的形式时，把赵安等人办的春节晚会当成首创，似乎有失公正。其实，1962年王扶林办的《笑的晚会》就已开创了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台上台下溶为一体的互动形式，破除了已往的台上只管演，台下只管看的单一形式，赵安何功之有？如果为了突出改革开放的成绩，把春节晚会故意抬高，那就不客观了。

       戏报上經常写：某某演员主攻老生，兼演红净。王扶林主攻的是什么？是电视剧。

像当初为广播剧奠基一样，王扶林又要为电视剧大厦添砖加瓦了。

       万事开头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摄制班子问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电视台文艺部和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建制不建全，很难適应电视剧的拍摄。导演是光杆司令，制片、美术、服装、化妆、道具空缺。

       虽然电视台设有美工组、摄像组，但他们是面对全台的新闻、社教、文体节目的。为应付日常播出，每天忙得脚丫子打后脑勺，只把轻易不拍的电视剧当玩票。玩票，当然就谈不到持之以恒地积累经验。

       其次是设备简陋给拍摄所带来的难度。六十年代初，世界上还没发明录相，一些国家便用16毫米电影胶片拍电视剧。但我国的第一胶片厂尙未建立，进口胶片又要耗费外汇，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电视台，只有放弃胶片，采用直播手段了。

       所谓直播电视剧，是指把演播室中演员的表演，通过几台摄像机，输送到导演台，导演再把编辑好的信号，通过电缆送到机房和发射塔，观众通过电视接收机进行收看。即是说，表演、传播、收看，都是同时进行的。演员表演结束，观众欣赏也告终止，图像和声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观众再想看，除非电视台再全武行地重播一次。

       戏剧是综合艺术，而直播电视剧的综合因素更多，它除了具有戏剧所有的工种外，还多了技术员、摄像师、音响师以及拉电缆的、管吊杆话筒的等等。每个工种的工作，都是密切配合和同时进行的，所以各工种的配合，是播出成败的关键。作为直播电视剧的导演、要提前做好同仁认真细緻的思想工作。

       在排练现场，导演除指导演员外，还要安排几台摄像机的运动轨迹，否者，摄像机不是互相碰撞，就是互相代替，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导演控制台上，很像火场和战场。因为各部门的毛病，都会反映在导演面前的十数台监视器上，导演必须通过话筒，喝令其改正之。一部剧播完，导演往往是嗓音失润。

       直播电视剧导演的才能还表现在：头脑清晰、反应敏捷、口令准确、当机立断。因为稍一含混，现场不会再重演。多亏电视选择了王扶林，这是观众的福分。

       因为搞直播电视剧太辛苦，王扶林每每发牢骚说，电视剧简直不是人干的。但一搞节目，王扶林又是个出色的人。这种思想与情感的背离，造成他“既自以心为形役”，造成他时而痛苦，时而兴奋。其痛苦和兴奋之所以能统一在一个驱壳里，其支撑点便是强烈的事业心。事业心在极左的年代，被看成名利思想的同义词，这是历史的谬误。

      文革前直播时期的电视剧，虽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演中心为主”的影响，多了些教育功能，少了些艺术功能,但王扶林和他的同仁，胼手胝足，竭力塑造各行各业的新人形象，表现社会的各个生活侧面。

       1958年9月3日，报上报道上海钢铁厂工人邱财康因抢救国家财产被严重烧伤，上海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的医护人员奇迹般地救活了他。时任电视台付主任的胡旭和导演王扶林，当即抓住这一题材，组织编剧高方正等人编写剧本提纲，并连夜投入排练。仅仅过了不到24小时，以邱财康题材为内容的电视剧《党救活了他》，便在9月4日晚7时，和电视观众见面了。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以同样题材为内容的话剧《共产主义凯歌》的上演，是在数星期之后了。话剧《共产主义凯歌》是在上海人艺院长黄佐临先生主持下完成的，黄曾是王扶林念上海剧专时的授课老师  ，师徒二人一南一北，唱响了共产主义凯歌，堪称艺坛佳话。

       1959年，适逢建国十周年，拿什么给祖国献礼呢？当时，首都的十大建筑刚刚完成，王扶林和编剧高方正一核计，创作了电视剧《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反映某大学建筑系工农出身的大学生，在参加首都十大建筑设计中的先进事迹。

       这部戏，是当时我国第一部多场景的大型电视剧。说它大，比现今动辄几十、上百部集的电视剧，要短的多小的多，就像莱特兄弟的飞机，与今天的航天飞机不可同日而语。但可贵的是，莱特兄弟的飞机是发明，而以后的，是模仿。在《新的一代》以前，电视剧一般是一堂场景、一段时间，类似一场话剧。《新》剧人物十数个，场景六、七场，横跨三个季节。剧组还到清华大学颐和园建筑工地用16毫米胶片拍了外景戏，用作回忆和倒叙时的插播，这一插播，演播室便可以倒场和接戏了。总之，王扶林正从追求舞台戏剧的美，发展到追求荧屏的美，努力扩大和创造屏幕的艺术空间。

      《新的一代》因其成功，还被妆扮成彩车，参加了庆祝国庆十周年首都文艺大军的游行。

       游行盛况，还是看看另一著名导演果青先生采访该剧演员车轼时写的一段文字吧：

        “……1959年10月1日一大早，《新的一代》剧组全体演员都提前化好妆，穿着剧中人的服装，等候在采车上，随着军乐声，并驾齐驱进入人如潮花如海的天安门广场时，站在采车上神采飞扬的车轼，此时此刻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他荣幸地代表全国电视艺术工作者，接受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数十位外国国家首脑的检阅。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了，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见当代电视1997年第9期）

       车轼的心情，当然更是幕后英雄、导演王扶林的心情。剧名叫《新的一代》，王扶林不啻也是新的一代，即新的一代电视剧导演。在建设人民大会堂中，涌现出了李瑞环张百发等青年鲁班，同样，在表现北京十大建筑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也锻炼和成长了王扶林。但那个时期，知识份子永远是被改造对象，是吃不开的。

       从《党救活了他》到《新的一代》可以看出，直播电视剧多是反映现时生活的，它如同报告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一样，始终走在反映时代的最前列，是文艺的轻骑兵。但王扶林并不因它的快捷而偷工减料，他们力求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而深入生活，是他们创作的必由之路。

     《战斗在顶天岭》写的是高山气象员的故事。王扶林带领剧组远赴山西五台山气象站学习。

       今天的五台山是旅游胜地，当年的五台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迹灭”。剧组汽车抛锚，他们只得饥肠辘辘和露宿山头，他们匍匐在山坡上，一连爬了几个小时。

       五台山气象站的年青人，工作在高、干、苦、寒的山上，空气稀薄，常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煮熟的食物。每年八月封山，封山前要把一冬的柴米油盐等日用品，用毛驴驮运上山，一直到来年四月才能下山。山上生活极其单调，他们只能通过一根电话线，和山外的接线员闲聊，靠一根线和社会沟通……就在雪深过脐的条件下，他们奋力收集气象资料，他们是万民伞。

       剧组在气象站的十来天，亲历了气象员用年青的生命譜写的战歌，演员们深深地体验到寂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感受到平凡而伟大的思想品质。

      回到北京,剧组创作思想更充实了。1964年国庆节，王扶林和剧组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从中央台1958年建台，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王扶林共导演了20部电视剧，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讲，都堪称第一。电视剧，点燃了他的生命。

 

作者简介：

康征，国家一级导演。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同年分配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1977年调河南电视台。历任文艺组副组长、电视剧处副处长、处长；后供职于河南电视台发展研究部；现为河南电影电视家协会顾问,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康征是河南电视发展初期导演界的领军人物，拍摄过《铜鼓》、《黄河东流去》、《焦裕禄》、《她的代号白牡丹》、《坠子皇后乔清秀》等多部影视剧。曾三次荣获全国电视剧最高奖《飞天》奖，一次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获全国《德艺双馨电视百佳》奖，并多次获优秀导演奖和河南省文化艺术成果奖。

康征与王扶林既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又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剧组的同事。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朝夕相处，可谓知己。当王扶林将《红楼梦》、《三国演义》两部古典名著搬上电视屏幕而名扬天下之后，康征既着手为王扶林立传。经不懈努力撰著成《智慧掩盖痛苦--名导演王扶林的涅槃之路》。这是国内第一部全方位展示王扶林艺术人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