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疫苗利益背后的生产链 二类疫苗带来的巨额利润(二)

发布时间:2016-03-24 09:18:07 来源:大铁棍娱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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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过了没几年,“贿赂窝案”便爆发了。

  2006年9月,被视为“抗SARS英雄”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因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他滥权受贿的关键在于,罗耀星利用主管广东全省疫苗的推广、订购、审核疫苗款支付的权力,以及他参与决定全省所需疫苗的种类和价格等职务上的便利,在采购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厂家的生物制品疫苗时,为疫苗经销商谋取利益,给予特殊关照。

  按照2005年颁布的《条例》第十五条,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但实际上,决定向谁采购疫苗的权力,要下放和分散谈何容易?

  在实践中,各省往往以加强二类疫苗监控为由,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疫苗批发企业只能对接省级疾控中心,或成立“疫苗管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通过内部会议的形式通知疫苗厂商和医疗机构,要求对二类疫苗也实行“上级采购,下级调拨,终端使用”的制度。

  采购权力的垄断极易形成权力寻租。“这意味着,一个省的二级疫苗采购都被统一到几个人手里,要想实现一个省的销售,必须‘攻克’这几个人,权力寻租空间也随之产生,采购什么厂家,使用什么剂型,购进多少数量,购进价格多少往往由他们决定” 前述山东省接近疾控部门的人士如此介绍。

  而二类疫苗的“市场属性”,更使其成为许多地方疾控系统的“副业”。“二类疫苗通常数量很少,一个品类、一个市一年也就销售几千支。不像一类疫苗是大规模批发采购,所以一般不做公开的招标采购和公示。这就意味着二类疫苗权力寻租的空间比较大,而且没有竞争压价,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大,加价空间也较多。”

  此外,这名山东省接近疾控部门的人士介绍,二类疫苗都是现金支付,不走医保,不开收据,相当于“零售经济”。再加上采购来的疫苗,都必须经过疾控部门统一向下属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下发,“疾控部门完全可以借用权力垄断谋求利益”。

  销量派发之下的花式推销

  疾控中心并非疫苗流转的终点。越接近基层和终端消费者,需要与疾控中心配合的学校、医院和幼儿园,往往也被编织进配销二类疫苗的利益网络。

  由于二类疫苗为民众自愿、必须自费注射的疫苗。为提高销量,个别疾控中心还制定了“激励政策”。具体操作是,“按照疫苗品类、采购方式、覆盖层级、销量等标准,给各级负责干部提成,当然是按照发奖金的方式。销售一笔结算一笔。”

  上述山东省接近疾控部门的人士介绍说,很多疾控中心会通过培训会、年会、总结会、参观访问等形式,为有利益关联的疫苗供应商搞推销、打招呼,甚至根据使用疫苗量进行年终考核,评定等次,发放奖金。

  又因疫苗有需要冷链运输的控温特殊性,在储藏、保管、运输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允许山区、高原等偏远地区在配销疫苗时,适当提高销售价格,只规定了最高限价。由此,疾控系统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收入结构:在地方上,“层级越高的疾控人员可能收入越低,层级越低的疾控人员收入越高,边远地区成为最大的肥肉。”上述山东省接近疾控部门的人士介绍说。

  二类疫苗带来的巨额利润令“花式推销”屡禁不止。

  2005年6月,安徽省泗县就发生了一起由于违规集体接种甲肝疫苗,而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事件,轰动全国。公诉机关称,为了给单位增加收入,当地防疫员到不具备经销疫苗资质的个体药贩张鹏处,购回了疫苗检验机构没有签发“生物制品检验合格证”和“审核批准证”的甲肝疫苗;又组织不具备接种疫苗资质的乡村医生,到水刘村等19所学校为2444名学生集体接种甲肝疫苗。

  2014年7月,宁夏银川景墨社区卫生服务站辖区,也传出“不注射二类疫苗,就不允许进入幼儿园”的说法。后经银川市卫生局官方微博回复:银川市卫生和教育部门从未做出过“不接种第二类疫苗,就不允许孩子上幼儿园”的规定。如果幼儿园因孩子没有接种第二类疫苗而拒收,可直接向教育部门投诉。

  2015年7月,安徽合肥西区人民医院又出现推销二类收费疫苗的现象。该院的医务人员向每个来打疫苗的家长介绍二类疫苗,造成登记打疫苗的家长排成了长龙。

  随着国家防疫工作的加强,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种类逐渐增多。“疾控中心、疫苗供应商会与医疗机构、医院、学校、幼儿园等联系,通过补助、奖金、宣讲费等形式促销,鼓励各机构激励家长为孩子注射二类疫苗。”上述山东省接近疾控部门的人士介绍说,近年来,各省市基本都出台了禁止推销二类疫苗的文件。“但一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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