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留守儿童调查报告,留守儿童问题(三)》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新闻热点】栏目，于2016-09-22 15:58:57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所建构的家庭和宗族关系成为了农村最主要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承载着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而且建构着农村社会的秩序。在这种以血缘和宗族而建构的社会结构中，家是一个最小又最核心的部分。家庭内部以父权为中心建构内部关系，与外部的关系则由亲戚关系来结构其远近亲疏，同一宗族里的最年长者在宗族事务上最具说话权，决定和仲裁宗族的各种纠纷。在这样一种社会里，由血缘的链接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扶助系统。
尽管不同宗族间常会因利益而引发纷争，但宗族内部的互助则发展得较为完善。比如以过继方式进行的抚养资助，以共有的族田收入来帮助族内贫困者等。尽管在20世纪之后，在沿海一带下南洋等外出务工者渐增，但通常都为男性独自离家，所谓“离土不离乡”，收入要寄回家乡，不仅用于家人也会以修祠堂等方式回馈给族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男性成功的标志和最高荣耀。当然之所以能将族群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与对族群的归宿感和认同有关，因为在这个族群中外出者的妻儿也会得到同族人的照顾。从这点来看，对于个人来说，家和宗族是一个整体。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血缘和宗族所建构的农村社会被解体，作为自治体的农村首次被纳入到了政府的行政体系中，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党权代替族权甚至父权，阶级关系代替了血缘和宗族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用于凝聚族群向心力的各种宗族祭祀活动被全面禁止，同时由于国家权利的过渡扩张，社会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系统，党领导下的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农村生活的日常。
同时人民公社制度下也建立起一套由出身阶级和政治表现为核心来建构起来的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体系，所有的奖罚以及救济制度都在这个分配体系中加以体现。原有的宗族关系被阶级所分解。比如说在同姓宗族内曾经富有的大户被划分成地主阶级，成了人民的敌人，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同族家庭则被归入到了贫下中农阶级序列，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同一宗族内的这两个群体的关系也变成了斗争和被斗争的关系。
不过，在人民公社体制内依然存在互助和救助系统。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代替宗族承担了农村社会的互助和救助职能，并发展出了一套政治性分配系统。比如，五保户、孤儿、军烈属、残疾人等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都得到了照顾。在毛泽东时代，广大的农村也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服务系统，例如村村都有赤脚医生和一所学校等。在宗族结构被阶级分解之后，农村社会结构开始变得相对松散。
由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没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家庭反而成为社会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单位。再者，与传统中国一样，毛时代的中国农村也是一个人口流动极少的固定社会。所不同的是，传统中国的非流动性是源于交通所限，是自然结果，而毛时代的中国则是源于户籍制度的实行，是行政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非流动社会成为家庭生存和发展的大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城乡间的壁垒被打破，中国从一个固定社会转型到了流动社会，大量的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民工成为了一个瞩目的群体。在过去三十年，农民向城市迁移使城市人口增加了五亿。其次，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家庭不仅是一个血缘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同家庭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被凸显而合作和互助关系则相对下降。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没有促成中国传统农村几世同堂的回归，反而更进一步使得家庭成为了西方式的以夫妻及其子女为单位的结构，家庭开始变得原子化，家与家之间变成了平行组织，同时家庭间的经济竞争也隔断了家庭间的协同关系。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更加剧了这种隔断。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势力在农村有复活的迹象，但是却与传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当代农村的宗族势力很多时候只是被某些家庭或个人用来争夺利益和资源的工具，并不能承担社会救济的功能。
在西方等很多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带来了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种流动是以家庭为单位，体现在家庭向城市的整体迁移。但是在中国因为城乡分割制度和户口制度等因素，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只是劳动力的流动，而不是家庭的流动。不仅提供劳动力的个人也就是农民工本人很难被城市接纳，其家属更没法随其向城市移民。于是出现劳动力人口在城市而非劳动力人口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空槽老人现象。有幸随打工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就学问题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往往是城市歧视的对象。家庭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解体了。
家庭解体所产生的留守儿童以及空巢老人问题不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深刻的制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由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结果。其原因除了总所周知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城乡差别性制度，比如说就学、求职、购房、医保等，同时也与向城市高度倾斜的城乡间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有关。这种不平衡发展模式从建国以来就已经开始。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工农业“剪刀差”和以农养工的发展方式严重剥夺了农村，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的先行发展激活了农村经济。
但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失去了其优势。在90年代农民背负承重的税费重负，“三农”问题令人瞩目。尽管在本世纪初农业税被取消，但是高度成长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以城市发展为重心，所有的人财物资源向城市高度倾斜。房地产的大发展造就了中国城市化的模式是城市向农村的扩张，其结果是肥了城市苦了农村农民。
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和某一地方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农村农业的发展滞后，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为生计流入城市务工，而农村劳动人口的外流更影响了农村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壁垒，使得农民贡献于城市发展却不能与城市人口同等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
其实，即便没有户籍制度的阻隔，城乡间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也很难使农民如城市人那样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因为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大军大多教育程度偏低，从事建筑、制造业、餐饮业等城市里报酬最低的行业。不仅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夫妻因为务工地点不同需要分居，即便可以将小孩带到城市，又假设可以克服障碍解决子女的就学问题，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其结果及其悲哀，为了家庭外出打工，而家庭却解体了。
工业化必然会带来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城中同样存在。城市如何吸纳农村流入人口，如何平衡城乡发展关系到整体社会的发展。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到经济结构，阻碍中产阶级在城乡间的均衡发展，同时也会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矛盾。拿邻国日本的经验来说，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了城市，经济高增长为这些劳动大军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平等的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使城市吸纳了这些新增人口。
同时政府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并采用调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保护农民利益，使得选择留在农村的劳动人口也可以与城市人口一样成为中产阶级。在日本城乡之间存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却不存在显著的经济差别。在某些地方，从事农业的家庭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平均水平。
从日本等国家经验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家庭解体造成的留守儿童现象是制度问题，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行政动员式监管尽管可以缓解和防止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各种事件发生，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尽管很多人提倡社会组织的介入，但社会组织也与政府一样，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能是重建家庭，而重建家庭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