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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需坚持六个原则
户籍制度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加快推进这项改革，需要坚持六个原则。
因城而异。当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应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城市规模不可无限制扩张，城市人口也不能无限制膨胀。人口过度集中甚至超过城市承载能力，就会给城市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导致城市病;人口过度分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城镇发展格局，不利于城镇规模效应的发挥和集聚经济的形成，会造成效率损失。农民工市民化需要针对不同城镇规模，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在大中小城市和镇实行不同的户籍变动标准。应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合理布局、功能互补，避免人口大量涌入特大城市，形成人口膨胀，诱发城市病。推动中小城市提高产业基础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强人口集聚功能，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和落户。均衡区域资源配置，让中小城市为大城市消解户籍改革带来的人口压力。
因群而异。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多种类型，需要区别对待。应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一部分长期留在城镇的农民工，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和技能型农民工，他们收入稳定，适应城镇生活。可以优先把这部分有稳定职业和劳动关系、长期举家工作生活在城镇并基本融入城镇的“沉淀型”流动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实现身份转变，使其获得归属感。在特大城市，应设立经济导向、人口素质导向、社会规范导向三位一体的积分条件，让那些有知识、有本领、有才能、有经济实力，在城市发展能力较强、文化程度较高、工作居住年限较长、具有丰富城镇职业经验的农业转移人口优先落户。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因势利导，在合理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为外出劳动力回归创业和就业营造良好环境，推进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减少人口大量异地转移导致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象。
存量优先。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面广，而且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必须量力而行，坚持渐进原则。目前，我国有2亿多进城农民工，连同其家属，涉及几亿人口，按照人均10万元的市民化成本计算，全部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成本高达几十万亿元。因此，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充分考虑能力和可能，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可考虑到2020年，在现有进城人口中优先解决1亿常住转移人口落户城镇问题。在特大城市，通过合理的积分入户制度，不仅能够优先把“沉淀型”流动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而且能够引导职业不稳定的流动人口参与积分制管理，逐步提升这部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应通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并提供职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创业能力和创业意识，降低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还应加快城镇安居工程建设，让进城农民工能够安居乐业，实现市民梦、创业梦、安居梦“三大梦想”。
自愿选择。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农村户籍上附着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各种涉农补贴等较多经济利益，特别是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将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使农村户籍的含金量更高，因而多数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一项调查表明，有八成进城农民工不愿放弃承包地转为非农户口。对于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落户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中小城市户籍附着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相对有限，缺乏吸引力。而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又很高，而且极高的房价也让农业转移人口“望房兴叹”。这样，就会有相当多的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或不能落户城镇。对不愿和不能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强迫，而应通过人口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建立居住证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居住证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留居、工作、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合法凭证。此外，还应把户籍制度改革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结合起来，降低人口大规模异地转移带来的社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