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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青海红包设计蕴含意义,设计师创始人资料介绍。自上世纪70年代末送礼的风气漫开，红包逐渐变味，从原先的庆贺压岁延伸到求助、感谢，范围从自家、亲友延伸到许多行业，送红包也渐渐有了“行情”，形成可怕的陋规。授受中不但心照不宣，而且“论斤计量”、“按质议价”，这样的红包就有了贿赂的色彩，红包也赤裸裸抛开红纸袋面纱，大信封、牛皮纸袋、香烟筒、糕点盒等都成了异化的红包。
2017年青海红包设计蕴含意义,设计师创始人资料介绍
设计师：魏上升，杭州腔调视觉 主理人
设计说明：采用青海古彩陶的绘制手法，以青字作为主体融入青海湖特产湟鱼，水鸟等元素，以及古陶上的图特进行的设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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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红包和收红包，是华人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派“红包”是华人新年的一种习俗，华人喜爱红色，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与好运。红包文化原先是出自于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正常人际关系，体现和谐相处的友好情结。过去几百年以迄于今，红包往来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以这个意义居多。
不过送红包更为普遍的意义，一是给晚辈一种关爱，压岁钱、生日祝愿都含有平安吉祥的寓意;二是婚嫁喜庆有喜当贺的礼仪，以及亲友初会、相聚互馈祝愿的表示;再一种则是完全出自内心感戴之情的酬谢。
而回馈他人辛劳，给喜娘、道士、僧尼、轿夫、吹鼓手、车夫等等的红包，一般又叫作“花彩”，今天则是“小费”。应该说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还有受惠不忘施予者，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
全球七大洲，凡有华人的地方，红包文化都赫然存在，并堂而皇之。旅居海外的华人返乡省亲祭祖时，例行都要给亲友族人送红包。由于人有亲疏，礼分厚薄，所送出的红包也就有大、中、小三档，见什么人发什么红包，这也是红包文化的一个特征。
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根据华人的观念，已婚者就算成年)，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因为它象征好运。因此，在分派红包的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不礼貌的做法。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在异国他乡，一些与华人有往来的其它族裔朋友，对华夏的红包文化也是随俗例行，民间如此，社区、公司也奉行如仪。
上世纪最后一个龙年春节，时任旧金山市长的布朗，正月初一与华人共贺新禧时，也给与会民众派发红包压岁钱，把节日气氛中美文化交融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有甚者，一些银行、商家在春节期间，从楼宇高处往下撒放红包，漫天飞舞宛如落英缤纷，街心人众如潮汹涌，争先趋之若鹜。人们「冲」的不是那小红包内微不足道的一美元，求的是能得到红包图个吉利，来年招财进宝。
戏曲舞台于新春演出时，剧中有挨杀、暴毙或披戴孝的角色，戏班老板要给扮演者送红包，让他们拿去煮碗太平面吃，既作补偿奖励又为除晦消灾。此习俗至今许多剧团仍在例行。就是平日里剧团在乡间演出，观众给剧中人(其实就是演员)送红包，也是屡见不鲜。
去年笔者返乡到福建长乐县看戏，剧中演到一书生在法场哭诉冤屈，令观众掬一把同情之泪。此时有一位著时装的观众走上台去，把一个红包插在这个将要斩首的书生发髻上。
处于这种情况，台上演员不受干扰照演照唱，台下观众也不以为怪还啧啧称赞。大家都明白此乃善举，既同情冤屈者，又为演员送去晦气迎来吉祥。
上世纪四○年代，上海一电影公司拍部新片，剧中有一洋人被枪杀。事后出品人给那位客串洋人的外国朋友送上一个红包。对方知道红包就是钱，但不知这钱是什么钱。当他知道这是消灾吉祥钱时不禁哈哈大笑，还说以后有枪毙时再找他。
所有这些不属于礼仪上的红包，则寓有消灾祛邪、祈求平安吉祥，与恻悯怜恤藉慰精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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